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划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标准，一般有三种：一是按照社会形态的不同；二是看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三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始。无论从哪种方法上讲，作为区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标志，辛亥革命比鸦片战争更为适合。

一

从社会形态上讲。不错，1840年的鸦片战争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控制中国，使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从属于它们，把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强化以及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阶级产生，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鸦片战争只是这种演变的刚刚开始而已。

就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丧失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取得了在中国的一些特权，但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虽有妥协，可仍处于对立状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是既矛盾又勾结，但矛盾仍是主要的。李鸿章当时就一再表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①把“借师助剿”当作“权宜之计”。奕？等制订的基本国策就是“外敦信睦，而隐于羁縻”，“自图振兴”。②所以，在光绪朝就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直到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订立，情况才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方面，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而通过扶植清政府，从中取得“合法”权益，采取“以华治华”则为“上策”。所以，他们通过《辛丑条约》的签订，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也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公然提出其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在一起，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才正式形成。近年有的同志也认为“义和团战争失败后《辛丑条约》的订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③ 就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来说，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年里进行得比较缓慢，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才开始明显表现出来。在甲午前，就全国范围来看，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处于开始解体阶段，特别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仍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这时帝国主义开始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从1895年至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建立厂矿130多家，到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达22．5亿美元，比甲午前增加十倍。故甲午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急剧进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④

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资产阶级在救亡旗帜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政治运动也迅速高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企图夺取政权的首次尝试，它虽然失败了，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

反清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民国成了一块招牌，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半封建社会。因此，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⑤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段话也说明，中国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显然不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因为那时中国还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半封建社会了。

由上所述，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以《辛丑条约》的订立为标志，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中华民国的创立为标志，这是分开而讲的。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它的正式形成的标志，当然以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比较合适。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宣告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结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二

从阶级变化上划分，辛亥革命亦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列宁告诉我们，划分历史的标准，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据此，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中国根本还没有资产阶级，更谈不上成为时代的中心，只到鸦片战争20、30年之后的60、70年代，中国才出现洋务派官僚所办的机器工业。这批清王朝里的洋务派军阀官僚，被称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招揽大买办势力，是通过倡办和把持官办、官督商办一类企业转化的。但到清朝覆灭时止，这个资产阶级集团还没有完成其转化过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仍然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只是渐次显露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而已。

19世纪70年代和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同时兴起的商办企业，一般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创办和占有这类企业的人们，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兴起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那些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而来、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自然就成了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游说献策，撰文著书，宣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的革新主张，掀起维新变法思潮。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70年代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政治运动，这种借助举人老爷上书的形式来表达发展资本主义的趋向，显然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1899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公车上书”的继续，它的软弱和运动规模的狭小，也是同资产阶级的处境相符合的。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产生了显著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功绩，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亦有很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参加了各地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