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

传统历史的新观念—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1902年，梁启超以他的《新史学》一鸣惊人。，他对“历史”作了这样的界定：“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以进化论的论点看待中国历史。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毕竟，以进化论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还是有失偏颇。

到了1922年的《研究法》，梁氏史学的中心命题，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研究法》对何谓“历史”作出了重新的定义。认为是记述人类社会活动，比较得出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为现在的人活动作出借鉴。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以进化论来概括历史，对历史的描述更多的注重在因果关系，寻找规律上。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方法，那就是比较。没有比较，就难以得出历史的发展规律。认识到这两点，梁就开始重新构建他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认为，历史绝不是单纯的时间的推演。“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社会必然是不断进步的，在进步的同时，也有着隐藏的历史规律需要发掘。这就在乎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但是，以往的中国史学界往往存在很多的问题。一是以尊者讳，凡是对统治者不利的，与传统英雄史观相违背的，必要的时候需以春秋笔法，甚至歪曲事实予以表现，以至二十四史成“帝王将相之家谱”；二是迷信古籍，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不加以区分，凡是史料都加以利用，深信不疑，闭门造车，不对它作出考证，以至错误不断重复；三是治学方法、态度存在错误，特别是断代史，专门史，知识面过窄，方法也有限，“需有史学的素养，更需有专门方面的素养。学问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工的，需做好劳多而获少的准备，这就一定要求戒骄戒躁的治学态度。

探究历史，很重要的根据就是史料。那么，如何正确的挑选和利用史料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大的社会动乱和文化动荡，不少古籍被毁掉，不少伪书被炮制。因此，出现“普遍公认之史料，或误或伪，极佳现存之史料，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也不为鲜见。他认为在史料的搜集上，可以从各类史料中挖掘出相关的条目，将其搜集起来进行对比，比较出不同和相同，再对其进行推敲，这样自然就可以辨明一件史实。如果在对同一历史事实的描述出现不同的时候，本着“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的原则进行判断：对一些权威的史料，不采取盲目轻信的态度，绝不能先入为主，敢于根据历史事实提出问题，不能被权威所吓倒。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直到现在我们也应该大力提倡。对于值得推敲却反面证据不足的史料，梁认为应采取如下步骤，一、采取消极的怀疑态度，不盲从；二、采取另外的方向进行研究，对原来的史料再旁敲侧击，待假说确定之后再为之审定。也就是不拘泥于对某一方面某一点的研究，而是更多的从整体，或是从其他的插入点寻找突破。

在对史料的选取上，梁启超还强调一点，排除古人的种种传统思想，强调的是以新视角，新观念看待古籍。他认为，自汉代班固为始，中国史书的编纂就陷入了循环反复的怪圈，围绕上下五千年的史书强调的就是以帝室为史，这不是国民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大相违背；而正统的狭隘王朝观念也不断在传统史书里得以强调，而相应忽视了其他民族，其他所谓非正统王朝的历史，甚至对其进行丑化；另外，自唐以后官修正史，更多的以官方立场描述历史事实，在乎的只是实用价值而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某种窜改，著者也失去了春秋史官的责任心，梁启超有云“故中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近

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渐衰败”，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危害，由此也可以一见。

在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梁启超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刘知己及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思想主张．提出德、学、识、才四才必需兼备。在“四长”中他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看来，史家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忠实，因为只有用纯客观的态度，在尽量排除个人的主观意见的背景下，叙述的史迹才是最能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关于“史学”，梁启超认为历史范围极广，凡过去人类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学者精力有限，不可能博通一切，在乎的是有的放矢，而不是先追求漫无目的的杂。先集中精力钻研一门，学到了精髓在对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先专精再杂博。只有平日勤于抄录，分类探求，日积月累方能达到“专精”之境界。“史识”是指治史者的观察能力，要做到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并总结，虽说这是史学工作者治史所需的基本条件，但也在于平时积累。“史才”是指写文章的技能，如何组织内容，如何使文章使人喜闻乐见，生动简洁，更能使其在体裁上为人所接受。对史学研究者应具备的才能，梁启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意见。

梁启超一生“多变”，每一次变化都代表着他思想的一次进步。对于原先错误的观念，一旦认识到它是错误的，梁会对它毫不犹豫的进行改变。从《新史学》到《中国历史研究法》，梁的史学观经历了多重自我否定的过程。在新旧文化交织，学界不少学人处在迷惘之中，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梁以“史界草莽英雄”的勇气，对自己原先的史学观点进行扬弃，孜孜不倦的探讨新问题，提出史学新方法。尤其是他的四才说，更是激励了我们进行史学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