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陶瓷文化

佛山的陶瓷文化

第一节佛山陶瓷发展史

一，五千年前发达的几何印纹陶

大约从五千年至三千年前，在我国的东南地区，包括台湾与香港，散居着众多的百越族，作为文化特征，制作有肩石器和几何印纹陶是不二之选，佛山河宕地区曾经聚居了较为稠密的一支百越族部落，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岭南地区几何印纹陶成熟时期的典型遗址。现在已经发掘了700多平方米，已经玩出陶片四万多块，种类繁多，夹砂陶和泥质陶兼有，从器具的形制看来，可以勾勒出当时原始的纺织业和雨捞业使用陶制品的情况，确实，在五千年前，佛山地区就已经有成熟发达的陶文化。

二，陶瓷基地的形成

石湾先民早在五千年前就揭开了石湾制陶业的序幕。汉代以后，由于商业逐渐发达，货币流通量加大，铜多用于铸钱，铜质用品往往以陶器代替，石湾地区亦如此。从佛山市博物馆馆藏零散出土的唐以前陶瓷器物看，器形主要有碗、盘、钵、罐、瓶、魂坛等日用品或葬丧冥具，釉色以青釉、青黄釉、酱黄釉为主。至唐代，石湾制陶手工业形成，并且有一定规模。宋代石湾窑产品种类比唐代丰富许多，仅碗的品种就有敞口浅腹、凸唇深腹、敛口、折唇卷口的，圈足也有高低之分。釉色也比唐代多，除有青釉、酱黄釉外，还有黑釉、酱褐釉和白釉等。施釉方法也有了提高，不仅将釉施于器表，还荡于器内壁。窑的结构也有不同，唐代使用“馒头窑”，体积小，直径仅2米，为“半倒焰式”，在还原气氛中烧制陶瓷，火温只能达到900-1100度。北宋龙窑体积较大，从窑内部看，一般长30米，最宽处2米，窄处1.2米，窑中部最高1.7米，窑中间每隔2米以圆柱支撑窑顶。整个窑的体积约为150立方米，每次可装烧中型碗3万——4万件。由此见，唐代石湾窑发展已成熟，至宋代，由于窑灶的革新，烧制技术的进步，产品质量提高，石湾窑的生产已十分具有规模，成为当时广东生产贸易陶瓷的中心基地之一。元代承传宋制，石湾窑仍以生产日用品为主，釉色较单纯。从出土与传世器物看，釉色仅见青釉、黑釉、酱黄釉及窑变釉，窑变釉数量极少，可能是仿钧釉的萌芽阶段。明清时期，石湾窑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表现在：

1．窑灶的革新，为石湾窑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证。

明代承袭宋元的龙窑，但在窑的结构、装窑和煅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改革。明正德年间（1506——1522年）建成并一直使用至今的“南风灶”（因灶口向南而得名），是在元代“文灶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把原来设在两旁的火眼由两排增至五排，将火

眼改在窑顶并增设3个，每个火眼的距离缩小为30厘米左右，使窑内各个不同的部位都能加进燃料，克服了过去火候不均匀的缺点，同时龙窑的长度也从初期的30米增加到40米。这一改革既增加了窑洞容量，可提高产量，又减少了废次品率。更为重要的是，窑工们还摸索出装窑和煅烧的各种方法。石湾没有北方的倒焰窑，只有龙窑，要烧出氧化焰或还原焰，全靠窑工在装窑时根据产品不同要求堆叠器胚。由于堆叠疏密不同，煅烧时窑内气流和煅烧气氛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窑内高温状态下的还原或氧化气氛，加上用劈细的松柴为燃料，一根根往火眼里投放，能成功控制窑温的急速上升或下降，这样就能根据不同胚胎、釉料，在同一窑中烧成各种温度，造成不同气氛，收到预期效果。所谓“画器调色，与画家不同，器上诸色，必出火而后定”。明代石湾龙窑的改革、装窑和煅烧技术的提高，为后来石湾窑仿造历代名窑产品，创造出绚丽缤纷的各种颜色釉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石湾窑工们已懂得使用陶车旋刀，使器胚里外平滑、厚薄一致；在施釉上除沿袭唐宋浸、荡、蘸、浇、刷外，还使用吹釉方法，这在明代是一项技术革新。

2、陶业行会的出现，促进石湾窑产品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形成。

明中期后，石湾窑的生产组织比宋元时的分工更细密，专业化程度更高，有了“陶有窑”、“窑有户”、“户有工”、“工有作”、“作有家”的生产组织结构。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技术的提高和过细的专业分工，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现了标志着制陶生产专业化的陶业行会。行会最早条例见于天启年间（1621——1628年），据民初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石湾陶业订定行例，尚有簿籍可稽者，仅传自天启年间，初分八行。”至清末，共有22行，有大行、中行和小行之别。大行共9行，分别为：海口大盆行、水巷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黑釉行、边钵行、埕行、钵行；中行有8行，为塔行、缸行、红釉行、扁钵行、大山行、下窑煲行、中窑茶煲行、薄金行；小行共5行，有公仔行、茶壶行、尾灯行、盏碟行、金箱行。以上各行，划分制器界限，不容侵越，“内而厘定价列，以杜内部哄争，外以树立团体，以杜外界之滥入。”行会制度保障了工人的固定工作，因而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对石湾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一块乾隆元年八月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木刻板，是花盆行联行东家（老板）和西家（工人）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工价的高低按所造器物大小、复杂程度、耗时耗工的多少，分为上等价、中等价、下等价三列，每个价位都作了明文规定，从中可见明清时期石湾窑制陶生产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石湾窑产品销售至明清时得到拓展，内销市场由原来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范围扩展到省外。

第二节石湾窑的历史成就

一，石湾窑的窑变釉与仿历代名窑产品

所谓“窑变”，是指在烧窑时釉料在一定熔点上使一种或若干种釉药发生熔合，在流动状态下引起物质结构组合的变化而产生包含多种色素的釉彩。窑变釉具有五彩缤纷、光洁流畅、变幻无穷、佳趣天成的特点。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其紫红“窑变”历来为人所珍，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之说。石湾窑是仿钧釉的佼佼者，石湾窑变釉在元代出现，明清时得到极大发展，至今仍大行其道，成为石湾窑釉之冠，主流釉色。它以蓝色为基调，错间白、红、紫诸色，或作垂流状、或似云纹斑、或呈兔毫纹、

或浓或淡、或聚或散；釉质腻如凝脂、厚重古朴；色彩绚丽多姿、斑驳雅拙、内涵深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陶器上釉者，明时出良工，仿制宋钧红、蓝窑变各色，而以蓝釉中映露紫彩者为最浓丽，粤人呼为翠毛蓝，以其色甚似翠羽也。窑变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红次之。今世上流传广窑之艳异者，即此物也⒀。”由此可见，石湾窑明代以仿钧釉为主，所以称为“广钧”。石湾窑变釉色彩较钧窑更为丰富，三稔花、雨洒蓝、翠毛蓝、虎皮斑釉等是其中名贵品种。三稔花浅蓝而近于青，如三稔树开花般爆出点点似芝麻状的青、红、紫、白，极为幽艳；雨洒蓝则是利用蓝釉变发葱白点的窑变而成，犹如夏日的晴空忽来一阵骤雨，《陶雅》赞之谓“较之（钧窑）雨过天青尤极浓艳”；翠毛釉，蓝色中掩映绿彩，釉色犹如翠鸟的羽毛般翠丽；虎皮斑釉由黄、绿、紫或黄、黑、紫三色混成杂斑，惹人喜爱。值得注意的是，钧窑的窑变釉是一次上釉，而石湾窑是陶胎，为了掩盖胎上的粗粒，先施一层护胎釉，以填充胚胎上的小气孔，再施面釉，工艺比钧窑进了一步。变釉之美使石湾窑陶瓷艺术更加异彩纷呈、错致辉映，从而形成石湾窑艺术陶塑浑厚、古拙的独特风韵.

除仿宋钧窑的窑变釉外，石湾窑还善仿历代名窑名品。在釉色方面有仿官窑的“粉青”、仿哥窑的“百圾碎”、仿定窑的“粉定”、仿龙泉窑的“梅子青”、仿磁州窑的“白地褐花”、仿建窑的“鹧鸪斑”、仿景德镇窑的各色颜色釉等等。石湾窑的颜色釉大致可分为青、红、白、黄、黑五个色系，每个色系因浓淡不同又演变成各种色釉，如青釉中有冬青、粉青、梅子青、翠青、苍绿、深蓝、浅蓝等；红釉中有祭红、宝石红、石榴红、钧红、枣红、桔红、粉红、茄皮紫、葡萄紫等；白釉中有葱白、纯白、牙白、月白等；黄釉中有鳝鱼黄、浇黄等；黑釉中有乌金、黑褐、铁棕、紫金、玳瑁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充分反映了石湾窑工的智慧。石湾窑还注重造型的仿制，除仿钧器各种文房四宝和美术陈设用品外，瓶、尊、碗、盘等日用生活器皿也皆仿之。既仿历代名窑代表之作，也仿商周的尊、鼎、彝、觚、壶等青铜器，还善仿瓜果、鱼虫、鸟兽、琢石等自然风物造型。既善于仿，又有所创新，仿造范围之广，仿力之强，品种之多，为世人称道。可谓博采众长，青出于蓝，又独具特色，这是石湾窑窑工们对我国陶瓷工艺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二题材丰富、生动传神的陶塑艺术

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知，石湾窑的生产从形成阶段至明早期，都是以制作酱黄釉、酱黑釉的煲、钵、盘、罐、碗等日用器皿为主，这些制品虽有庞大的生产量，却难以形成显赫的名声。令石湾窑声名鹊起，在陶瓷史上大放异彩的，除了它善仿善创的各色窑变釉、名窑作品外，明代中晚期崛起、兴盛于清代民国的艺术陶塑的创作，令石湾窑发展进入崭新阶段，也是石湾窑取得的卓越成就。

石湾窑艺术陶塑题材十分广泛，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仙佛道人物类、鸟兽鱼虫类、山公亭宇类、瓜果器物鼓墩类、仿古器物与仿历代名窑产品类、彩绘山水人物器皿与画屏类、园林建筑瓦脊装饰类、丧葬祭器陶塑类等等，其中仙佛道人物类（俗称“石湾公仔”）题材最为丰富。仙佛道人物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有观音、弥勒、达摩、罗汉、道士、尼姑、仙女、钟馗、金刚、老子、孔子、诸葛亮、关公、张飞、马超、葛洪、李时珍等等；渔、樵、耕、读、仕、农、工、商、棋、琴、诗、酒、拍蚊、挖耳、婴戏、骑牛等等；行走坐卧各异，神情百态俱备。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英雄勇猛、神佛慈祥、金刚威武、济癫滑稽、达摩庄重诡异、弥勒富态嬉皮、钟馗愤世嫉俗、仙女脉脉含情、婴孩天真烂漫，再施以与之相配的色釉，整个人物造型灵动活泼，性格特征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