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后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摘要:1928年，周作人正式闭户读经，至此他的思想情绪明显内转，这可视之为其散文创作前后期的分界线。他后期散文因为其个性的原因和文学观念的转变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苦寂闲适的情感基调，平和冲淡的叙述风格，知性趣味的艺术格调，雅俗兼有的语言特色。本文试从这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从而透视他苦涩复杂的人生历程。

关键词：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特色

Talk About Zhou Zuoren’s Proses of His Late Perio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Abstract: In 1928, Zhou Zuoren’s thought mood rotated obviously inside, this regards it as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of one before and after its prose is created. His later prose has formed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 istics because of his personality and the change of literary concept: sad feelings, the gentle style of aesthetics, intellectual and interesting art style and the simple and implicit linguistic style. This text try to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from those four respect, we can perspective his bitter and complicated life.

Key words: Zhou Zuoren; Prose of late perio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口号，此时在他的作品中时时显现着他的叛逆色彩，并有着很明确的主体指向——如抨击礼教，批评复古，反对军阀，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提倡人格独立、儿童本位，嘲笑国粹等。这些散文多收入《谈虎集》《谈龙集》中，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显然积极。

而到了1922-1924年，周作人开始谈起“初恋”、“故乡的野菜”和“北京的茶食”。到了1925年，周作人公开宣称：“别人离开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再到1928年，周作人正式闭户读经。至此周作人的思想情绪明显向内转，他陶醉于“苦雨斋”中，在文学上寻找慰藉。1928年可视之为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前后期分界线。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前、中、后三期，我并不这么认为，中期和晚期周氏的散文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晚年的散文比中期更为老辣而已，在风格气润、审美上并无不同。在《谈虎集·后记》中，周作人说：“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

人们对于周作人前期散文的风格和地位,曾经有不少评论,例如胡适就在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道:“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康嗣群在1933年《现代》第4卷第1期《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讲道:“在文学革命的初期,许多白话的作品大都在试验中,那时我们看到诗、论文和小说,可是现在所称为‘小品散文’的却没有,直到作者先后写成了他的《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小品散文才算正式的成立了；所以我们不仅可以说他是那时代小品散文的代表作家,而同时也可以说他是白话文中小品散文的创者。”这些评价可以说是权威之论。但是,对于周作人后期散文,人们谈论较少,而且意见存在分歧。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周作人晚年特殊的政治人生变故之原因,另一方面,

也与周作人后期散文之复杂相关。与前期散文相比,周作人后期散文已无明确的主题指向，更多开始营造一种氛围、一种韵味。虽然他后期的创作上已经少有早先关注现实，反抗黑暗的“浮躁凌厉”，但是真正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的，并成为他对现代文学独特贡献的却是后期的作品。

形成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风格是有两方面原因的。其一，有自身个性的因素。周作人属于理论型与艺术型兼有的学者,好钻研,求知欲极强,他一生活动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同时他又重视形象的美和心灵的和谐,将理论价值、美学价值视作生活的中心。这种学者型艺术人格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温和、儒雅、谦虚、通融、恭俭,情绪稳定,喜欢安静,同时,又有一种顺从性,这可能也与周作人幼年时因为身体不好,而得到父母以及他家人宽容对待,享受了更多的爱护,从而发展出良好的人格顺应性有关。因而,他又能随遇而安,安于现实,畏怯,退缩,敷衍懒散,有一种超脱的现实感,他在日本占领北京时

不愿离去,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离不开北京的舒适生活,他总是从眼前的现实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去牺牲生命和现实生活。周作人有一种将外界影响作为心理事实而化解,达到平和冲淡境界的倾向，周作人相信“否极泰来”,认为事物坏到极限自然会有转机,只要凡事中庸就行了。这是一种柔弱者人格，讲究的是以柔克刚、顺其自然。此外长期的书斋生涯,又使他一方面表现出了现实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又使他游离于现实与

社会组织力量之外,因而又造成了学者的依附性和软弱性人格。上述人格特征,在周氏后期散文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各种矛盾撞击中,周作人以一种无是非的模糊态度嗟叹命运。在现实面前,他只能发感叹,然后走进象牙塔。这不能不说

他平柔有余、犀利或清醒不足了。这个特征也折射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其二，周作人文学观念的转变。在早期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这三大口号,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理论支柱,他的新文学理想是试图通过以人道主义思想为主体的新文学,来为中国人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寻找出路,把新文学的价值定位在它是击毁整个封建伦理堡垒的突破口的高度，带有功利的因素。周作人把对新文学的价值期待建立在西方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启蒙色彩。在这场以启蒙为思想底蕴的“人的文学”运动中,周作人是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的,那时无论他自己是否情愿,都被历史推上“新文学的导师”地位。纵观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价值观,会发现他带着一种志在必胜的信心,对新文学的未来充满激情和理想。但启蒙进展的艰难却远非启蒙者所能预见到的,在新文学的发展中一次次受阻。文学并没有周作人想象那样能迅速使民族精神“美大”起来,而且在文学形式上,他很快察觉文坛中的很多在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这一口号而写作,创作主体也很快隐匿起自己的创作个性,文学走进了模式化、概念化的怪圈,创作主体张扬创作客体的个性而隐藏起创作主体的个性。最终使周作人清醒认识到,他所期待的新文学的价值理想预期很难实现。从文学的功用上说,新文学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广大民众愚昧、麻木、落后的精神状态。周作人开始对文学的功用产生了怀疑。他放弃了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理想。周作人在理想破灭、希望落空之后,彻底放弃了用文学来改变现实的幻想,否定了文学具有功利效用,并且一再声明他对文学效用的失望。他要躲进象牙塔,去追求纯粹的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周作人对文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人的内宇宙”来,而他的东方式的审美情趣,使他由现代退回到古典主义的怀抱。他又重新设置了文学价值的理想预期,那就是文学是纯艺术的活动,不应掺杂任何急功近利的目的,更不能成为其他意识形态的附属物、宣传品,创作个体是绝对自由的,对他来讲,最好的境界便是在文中能独抒性灵,雅趣横生。三十年代,周作人把对文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新文学的“反思”或“寻根”上,他期待在这次“文化寻根”中,寻找到新文学兴起的缘由和基因,为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历史位置,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周作人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举出很多文学现象证明：明末的文学运动和‘五四’文学运动很有些相象的地方。在这些比较论证中，周作人发现明末的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他由此推断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周作人在三十年代重新构建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参照体系已经由西方转向中国,由现代转向传统。周作人把对文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文化源流的追溯上,创作上也就大力提倡有深厚晚明小品遗风的“闲适”散文。

以上这两方面的因素对周作人后期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从而酝酿了独特的艺术特色：苦寂闲适的情感基调，平和冲淡的叙述风格，知性趣味的艺术格调，雅俗兼有的语言特色。

苦寂闲适的情感基调

从二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强调“文学只是自我表现”，“文学无教训之效用”。此时，文学在他眼中成为纯艺术，不应该是其他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最好的境界是能在文中独抒性灵，雅趣横生。这首先就投射在他散文的取材上，周氏十分看重“日常”生活的“滋味”,及生命存在的“爱智体验”。因此他的散文能在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作深沉的掠影,而较少去猎奇索胜、寻求奇异的事物来抒发内心的体验。他极不喜欢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红大绿的生活,同样也不喜欢将这些搬入文学,周作人笔下有的是对静谧恬淡、安宁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