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

收稿日期:2008-04-26.

作者简介:帅杨(1978-),女,辽宁东丰人,黄冈市第一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教师。

黄　冈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第28卷

Journal of Huangg ang N or mal U niv ersity

2008　

论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

帅　杨

(黄冈市第一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湖北黄冈438000)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礼佛清心和修道养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领悟,他将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以及儒家生活的哲学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经历了反思、成熟和超脱三个阶段的心灵历程。在这段时间里,苏轼通过不断反思和总结,达到了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他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这些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人生存模式。关键词　苏轼;思想;谪居;黄州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神宗时,苏轼因与王安石实行的熙宁变法政见相左而离朝廷,先任杭州通判,后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又因写诗“谤议朝廷”而被捕至京,入御史台狱,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至1084年被召还为翰林学士止,苏轼在黄州共生活四年又四个月。

贬谪黄州的生活、复杂的政治实践和矛盾的心境丰富了苏轼的生活视野,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变化,从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人生而又作玄思,苏轼在审美意识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其思想

融合了儒、释、道的成分,迸射出超时代的光辉。

[1]

一、初到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苏轼带着21岁的长子苏迈离开京师,前往谪居地黄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他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凭着自己的第一感觉,写下了《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2]此时的苏轼刚刚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以自嘲的口气写了到黄州后的这首诗,想在矛盾思绪中寻求解脱,在矛盾的生活中寻求生存,也是这种自我解嘲的独特方式,使他想到有时间和机会欣赏长江的“鱼美”和山中的“笋香”。这首诗看起来与出狱时所作的诗相似,但细微的变化已反映出苏轼从现

实的痛苦中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并能重新面对今后的生活。

苏轼想从矛盾的缠绕之中挣扎出来,想从痛苦的深渊之中解脱出来。随遇而安成为他初到黄州的生存法宝和生活态度,他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村野乞儿,在顺境中随遇而安是不思进取的一种想法,而在苦难、险恶之中能随遇而安则是人生的一种高层境界。可以说,随遇而安是“穷则独善其身”。

初到黄州的苏轼,随遇而安的生活,包含着洒脱旷达的襟怀和忍耐坚毅的精神在内。安于贫困,安于微贱,安于寂寞,乐天知命,隐忍负重,为苏轼在黄州完成儒佛道的思想融合,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二、厚自养炼(一)礼佛清心

初到黄州的苏轼暂住在定惠院,这使苏轼与佛家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一个心如苦胆之人,在这急需找到一个心灵支撑点的时候,礼佛问道是必然的一种选择。儒家的正统思想在这时产生了动摇,佛家的空幻和道家的自然的理念乘虚而入。

定惠院住持为苏轼在竹林下开辟啸轩一间,在此期间,苏东坡曾与章子厚去信,谈到他的近况时说:

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

日,不复近笔砚矣。

[2]

寄寓寺院,随僧一餐,惟佛经以遣日。安国寺位于黄州城南,苏轼自走进了安国寺,与继连促膝长谈了许久。

自从与继连相晤后,苏东坡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观自己过去的言行,皆未循规蹈矩。他认为自己谪居黄州并非是因为短时期所犯错误所致,而是自己身上的许多陋习,自己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导致的,让人追悔莫及。[3]苏东坡喟然长叹: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何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2]自此,苏轼成了安国寺的常客,他每隔一二日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在苏轼谪居黄州两三个月时,当时的名僧辨才、参寥、佛印、言上人等先后来信安慰,苏轼在给辨才的复信中道出了自己当时的情感:

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2]在苏轼给毕仲举复信中也明确地阐述了自己读佛书学佛老的体悟,他在信中说: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2]

苏轼对毕仲举来信中“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的理念十分欣赏。在他看来,生活安稳无病无痛,虽然身着粗衣,但不为饭食发愁,这就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情。[3]

元丰四年,苏轼为蜀僧惟简作《成都胜相院经藏记》,信视“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之念;元丰五年,作《中和胜相院记》,提出了“佛亡道难成”,必须“菇苦含辛,更有千万亿年而后成”的难点。在“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的余悸支配下,苏轼坚持“作僧佛语”和“忏赞引,藏经碑”,可以“无疑”,能达到“说禅长笑老浮屠”(《赠黄山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之养生目的。“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子由禅悟》),“调气养生,难在去欲(性欲)”(《记张公规论去欲》)。

苏轼对佛法的认识亦与众不同。当筠州圣寿院长老省聪即将离开黄州时,苏东坡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谈出了自己的体悟:寂灭者断绝了诸烦恼,所以就无生心造作之病;造作者于本心作种种行,所以就无止息诸念之病;止妄者既永息诸念,所以就无随缘任性之病;任性者随诸法性,所以就无寂灭空无之病。[3]

元丰七年四月六日,即将离开黄州的苏轼应安国寺住持继连之请,作《黄州安国寺记》。苏东坡回首自己谪居黄州五年的心路历程,安国寺无疑是他精神获得慰藉,身心得以洗涤至关重要的场所。

(二)修道养身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四年多时间。就是在这个有职无权、不得签书公事的被贬时期,苏轼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修炼和与道家高人的交往之上。

在《答秦太虚书》中,他全面阐述了自己斋居天庆观四十九天学道的过程和目的: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2]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苏轼学道,取其旷达而非颓放,并融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可以说,苏轼的旷达胸怀,与他在黄州潜心学道,精研老庄是分不开的。同时,道家思想也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形成的豪放风格起着重要的作用。

谪居黄州的苏轼,全身心地投入到炼丹与修养身心两件事上。他斋居天庆观四十九天,与朋友书信的内容大多涉及修炼之事,他向朋友访求修炼方法,求取丹砂,并将自己所知道的修炼方法和炼丹秘方告诉给相知好友,目的就是让相识者都注重修炼。就苏轼看来,只有这一件事情才是属于自己的事情,因为它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至于名利之事,皆为身外之物,如同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4]

从此,苏轼对道家修炼的理解有了实质的变化,以清净无为为主旨,修身养性可以使人内心空明,也可以使人仁慈谦逊。仁者静,仁者寿。

元丰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苏轼为了节制饮食,保养身体,写下《节饮食说》: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2]

三、躬耕东坡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蒙友人马正卿相助,求得黄州城东门外“故营地”50亩,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需要抉择,此时的东坡先生明白,唯有靠自己的双手,躬耕于阡陌之上,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在躬耕地东坡之侧建堂五间。房子落成之日,大雪纷飞,苏轼自书“东坡雪堂”,悬挂为匾额,并在堂内四壁满绘雪景。

出舆入辇　蹶瘘之机

洞房清宫　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　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　腐肠之药[2]

这是苏轼书写在东坡雪堂的墙壁和门板上的三十二字警句。在黄州躬耕的苏轼,经常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等诗作,从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将其配上民歌的曲调,教农人唱,有时还用竹杖敲牛角打拍子,他虽深感垦荒之苦,但也体会到劳动最快乐,体会到粗茶淡饭有益健康。

苏轼向当地的农夫请教耕种之事,因其朴实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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