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发布时间： 2003-12-1 作者：秩名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

关键词：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哈贝马斯呢？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福柯将个人的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和理性。福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 鹊幕故潜 鄣奶 龋 膊灰谎 ｎ颐窍壤纯纯锤？峦ü χ陨缁嶙鞒龅恼锒希 缓罂纯垂 绰硭沟恼敕嫦喽缘墓鄣阋约坝纱硕 吹亩愿？碌拿土遗昊鳌?nbsp;

1 权力和社会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

规模、尺度、范围，最终都可以浓缩和还原到权力的基石这一点上，权力是它们最后的归宿，也是它们最终的根源。权力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

权力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基石？为什么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权力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变化？为什么规训权力的出现促发了规训社会的诞生？首先，我们发现，福柯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概念，甚至难于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权力是什么?福柯说：“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①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多重的力的关系，不应该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也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相反，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任何的差异性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②福柯明确地抛弃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笼罩、涵括、包裹性的国王权力，那种支配性、主宰性和统治性的权力。权力永远存在于关系中，也可以说，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它随时随地产生于不同事物的关系中，这意味着，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性的，微观的? ⒕植康摹⑾附谛缘摹⑾嗷チ鞫 筒 频摹ｕ庋 τ涑庠谏缁岬拿扛鼋锹洌 涑庠诿恳恢植钜旃叵抵校 涑庠谌我獾南喙匚镏 校 植康奈匏 辉诘恼庑┪⒐廴 甏蟮闹鞯夹匀 剐统寤倭恕?/p>

对福柯来说，这样的权力从来不外在于社会，相反，它深深地根植入社会的每个片段和细节中，权力的变化促发社会的变化，权力的形态——它的力量关系，它的性质、方向、活动机制——内在地构成了社会的形态：社会关系及其性质、方向、活动机制。权力不是处在社会隐晦的底部，不是曲折而坚决地操纵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它处于社会的内部，处在社会的每一片肌理上面，从而构成社会内部、社会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社会围绕着权力机制而活动，而运转，而成型，它听命于这种权力实践和权力游戏，权力处在社会这个同心圆的最核心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的种种表象可以还原到权力的机制上。对社会的诊断可以简约为对权力的诊断，外围最终还原到核心。社会形态正是权力形态同一个层面上的横向扩充，而非纵向的生产和派生结果。

这样，福柯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构成了一次重大挑战：在福柯这里，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经济方式的联系极其微弱，福柯排除了劳动、生产方式、剥削和异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排除了它们在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他来说，社会形态同这个社会的一般权力形态是同质性的，君主权力就导致君主社会，规训权力就导致规训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由于权力总是关系中的权力，总是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权力，总是复数权力和网络中的权力，因而，它天然地就能将社会的诸要素关联起来，将这些要素以“权力”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让这些要素按照权力的形态组织社会的形态。权力具有这种组织天性，因为权力存在于任何差异关系中，只要存在着差异，就必定会产生权力，“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人们能够控制或放弃的东西。权力通过无计其数的点来施展，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施展。”[3]哪里有不均等的关系，哪里就会出现权力，权力就具有这种自发性和天生的敏感性。它瞬间生成而且无处不在，这样，社会本身不仅充斥着权力，它几乎就是由权力构成，由权力关系构成。这即是福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的? 砺壅锒稀ｔ诖耍 颐欠⑾郑 ？潞苌儆梅饨ㄖ饕澹 时局饕寤蛘呱缁嶂饕宓雀拍罾疵枋隼 泛蜕缁嵝翁 谒 抢铮 挥谐橄蟮氖奔浠 郑 挥兄惺兰停 囊崭葱耸逼冢 诺涫逼冢 执 逼诘幕 郑 庑┦逼谕 泳 媒嵌然蛏缁峋 玫慕嵌然 值纳缁嵝翁 ⒉晃呛稀ｓ扇 叭 叵档慕嵌瘸龇ⅲ 颐嵌韵执 缁岬某坪艟筒辉偈亲时局饕澹 枪嫜瞪缁帷?/p>

对福柯而言，监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动隐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