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山海关的历史文化

漫谈山海关的历史文化
万里长城似一条巨龙，自嘉峪关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绵延向东，便一头扎进渤海湾。

顺着“龙头”回首向后望去，一排排嵯峨的山峰连绵向北排列着，犹如巨龙的双角，因此山名也唤做“角山”。

闻名于世的古城山海关，便坐落于这“龙头”与“龙角”之间。

如果你到山海关游览，最好选择在重阳前后，那时蟹满菊黄，寻得一处古色古香的小酒店，煮熟一盆通红的海蟹，就着产自昌黎的红葡萄酒，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心中，便凭添出几许怀古的幽情。

在重温那一段段苍凉而悲壮的历史之余，使人对这座古城的文化背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文化摇篮——本土文化
角山深谧之处有一座古朴雅致的寺庙，当地人称作“角山寺”，其实早在明清两代，这里汇聚了大批的文人墨客，因此名为“栖贤寺”。

寺的周围栽种许多种古老的林木，每年秋季阔叶树的树叶纷纷落下，寺前满地的枯黄，显得落寞和凄凉。

关于栖贤寺的建筑年代已无丛查考，《临榆县志》上记载只说寺之由来盖已有年，但是最晚也是明代的建筑。

当时的栖贤寺巍峨壮观，香火旺盛，不但是山海关一处佛教寺庙和名胜古迹，更重要的它还是山海关文化的摇篮。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代初至晚清，有大批读书人寄居于此著书立说，其中不乏颇有建树者，他们的著作被纳入四库全书，传述海内。

肖显，明代著名书法家，祖居山海关，青少年时期曾在栖贤寺读书，1742年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

肖显致仕后在栖贤寺旁筑“围春山庄”读书自娱。

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匾额相传就是当年肖显所书，肖显卒年不详，死后葬角山之阳，可见肖显对角山的厚爱。

在栖贤寺众多读书人当中，詹荣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

他年少时在角山寺西跨院角山精舍内读书，后来中进士第任户部分司主事，郎中等官位，明嘉靖十三年，詹荣编写了山海关建关以来的第一部史志书——《山海关志》。

后来詹荣官至兵部左侍郎，詹荣晚年隐居角山寺，自称“角山先生”。

逝世后葬于南海大湾，志书载南海大湾间有詹荣书墓。

明清时期的栖贤寺人杰地灵，可惜后来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浓郁的文化氛围似乎也在那个时侯销声匿迹了，但仍然有大量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至今被人们所传颂。

栖贤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角山文化”，并逐渐影响形成山海关的本地文化。

二、流民大潮——移民文化
自明、清开始，便有中原地区的大量流民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移民入籍至山海关。

那些东音西曲、南腔北调的群众性文化，也得以“安家落户”，溶于“土著”文化之中。

在长期以来的流民大潮中，对山海关影响比较大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闯关东”和改革开放后的大迁移。

其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论是出关还是入关，留守在山海关的移民大部分是“能”人中的保守者，如今，我们仔细体会当地人的特征不难发现，在他们当中不乏老谋深算、狡黠诡诈，但同时又缺乏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精神，他们固守家园、安居乐业，到也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

闯关东的历史由来已久，据说早在辽宋时期，就有大批流民到关东平原开垦荒地。

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后，山海关外大片土地闲置，政府鼓励中原汉人到关外垦荒，但在康熙七年，清政府又开始担心“龙兴之地”遭到破坏，于是下禁令不允许汉人出关。

但关外的沃野千里，对生活在中原地区为穷困所迫的农民来说，仍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迫使他们不顾政府禁令冒险闯关，于是便有了“闯关东”的说法。

咸丰十年，清朝颁布法令重新开放山海关，允许内地民众到关外谋生，因此移民成为合法。

但此后到关外谋生人们，依然将自己的这种行为称为“闯”关东。

20世纪初，全国各地军阀混战，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又有大批民众迫于战争危害移民关外。

清朝和民国时期，这种流民活动历经约300年，闯关东的总人数仅山东人就达到2000万左右，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纳兰性德写这首词时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当年“闯关东”者的心理写照。

那些携妻带子、推车挑担的流民大军，在穿越山海关时该是怎样的一种复杂心情啊？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索性留在了山海关，在这里扎下了根，毕竟这里也是中原的土地。

但浩浩荡荡的流民大军还是义无反顾的涌出了关外，遍布于白山黑水间。

若干年后，改革的风潮再次吸引着他们的后代子孙，放弃祖辈辛勤开垦的农田，重新涌向中原地区，当踏上山海关的那一刻与其祖辈不同的是，他们显得那么豪情万丈、慷慨激昂。

作为关内的第一个城区，山海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为景观，留住了南下大军中一部分人的脚步，顺理成章的将这里当做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之地。

在几百年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大潮中，山海关逐渐形成以移民为主的城区，目前，山海关居民由汉、满、回、蒙等九个民族组成。

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似一副绚丽的民俗画卷。

三、多彩画卷——民俗群众文化
山海关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及历史原因，她的民风民俗，既有与全国各地同形态的，也有自己区域性的特殊形态。

这里民风民俗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又相互影响、互相作用。

每年四月十八和廿八，分别是姜女庙与三清观的庙会，每逢庙会全城热闹非凡，庙会上更是人山人海，好似重大节日。

七月十五是盂兰会，本地人虽然信奉佛教的不多，但到这一天民间也有到石河放河灯的习惯。

山海关的节日习俗更加丰富，民谚说：“年二十八，帖红花（春联）；年二十九，糊香斗（祭神用）；年三十儿，耗油儿（吃肉）；正月初一，磕头儿（拜年）。

”正月里的讲究老山海关人更是如数家珍：初一到初四，忌动土动刀锯动针线活儿；十五日上元节，男女结伴逛花灯，这叫“走百病”；二十五日蒸黄米饭粘窝头儿，蒸好了贴在门框或缸瓮囤柜上，象征囤满粮丰，再烧香祈愿丰收，这叫“填仓”。

其他，像二月二敲炕沿儿，三月三取土垫土，清明前后妇女荡秋千，端午节门上插艾草、桃枝，六月十三南海龙神庙庙会祭龙王，立秋包饺子“吃秋膘”，七月十五放河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山海关的老风俗已渐渐消失，只残存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了。

新中国成立后，山海关的群众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各项文化娱乐设施不断建设、完善，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遍及城乡。

受京津和满清八旗文化的影响，在山海关最受追捧的还是京剧，区文化馆为弘扬民间京剧艺术，成立了“京剧爱好者学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组建了民间戏曲协会，使民间京剧艺术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早在20世纪60年代，山海关大力发展新故事创作与表演，素有“故事之乡”的美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山海关多次成功地举办了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中国山海关国际长城节，展现了关城特有的艺术风貌。

四、谁主沉浮——战争文化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特有的战略位置，使这座古城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争。

平淡而悠闲的日子，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时至今日，当你走进那布满弹孔的斑驳城墙，仿佛依然能够听到战马的嘶鸣和将士的呐喊。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多少年来，每当人们提起发生在明清两代间的那场战争，都会引发对吴三桂的是是非非做一番评判。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无法获知吴三桂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三桂面对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山海关城门被无声的打开了，满清的虎狼之旅整齐有序地进入关内。

三百多年前的那一天，李自成的大顺军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以及多尔衮率领的满清大军，在石河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

“是日,大风扬沙蔽天,咫尺莫辩。

”战争之惨烈，据史书记载：石河一带尸体充斥田野之间，河水尽红，大顺军部分人马退至海口，海水涨潮，兵卒纷纷投海，淹死者不计其数。

这场战役的最大赢家无疑是多尔衮率领的满清大军，几代人入主中原的梦想已成定局。

做为最大的输家，大顺军此后节节败退，与李自成本人一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吴三桂从此开始了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最终背负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骂名。

山海关在大清朝的统治下，历经近二百年的沧桑风雨，一支来自更远地方的“夷狄”联军，用枪炮轻而易举的将古城的大门再次打开。

当地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大旗，同八国联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实力相差悬殊，根本无法抵挡住强盗们的野蛮抢掠，大量的文化古迹遭到严重的破坏。

各国列强的传教场所却在这里大肆建立，除了天主教会外，美国的基督教也建立了“福音堂”，布道传经，发展教徒，使山海关在受到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受到帝国主义文化上的侵染。

1933年1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入侵山海关的“榆关事变”，我守军东北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下令还击，全军将士浴血奋战，直至弹尽粮绝终因寡不敌众山海关失陷。

至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有2600多名敌伪军困聚在山海关城，我解放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两个团的部队，由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的率领下挺进东北，途中于8月30日上午在由绥中开来的一只苏联炮兵小分队的配合下攻进山海关。

至此，沦陷于日寇铁蹄下12年之久的山海关获得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动挑起内战。

1945年10月2日，美军第三师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港登陆，11日以后又有大量国民党军登陆，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守卫在山海关的解放军沉着应战，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山海关保卫战。

我军以1万对敌军7万之众，激战持续22天，创造了光辉的战斗业绩，这次战役打击了国民党的气焰，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为我军完成进军东北、争取东北解放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解放后，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以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分别在山海关城东和西南，修建了榆关抗战纪念碑和山海关烈士陵园，每逢清明，人们纷纷前来瞻仰凭吊，缅怀烈士、寄托哀思的同时，更增添了对如今和平年代的珍惜。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首诗是清康熙帝东巡出山海关时有感而作，表达了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前朝统治者的批判。

但他却不曾想到，任何封建王朝的统治都只是历史长卷中的过客，“天下何曾属尔家！”1948年11月27日，经历了五、六百年金戈铁马、战火硝烟洗礼的山海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历史证明，只有人民才能成为“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群众建设下的山海关，如今已经成为风靡海外的旅游胜地，焕发了新的勃勃生机。

四、面向世界——旅游文化
1952年12月，在山海关刚刚被划归河北省之际，有关部门在专家的指导下，对已经严重坍损的“天下第一关”城楼实施大规模的维修工作。

经过精心施工，大体复现了“天下第一关”的历史风貌，继而向游人免费开放。

1979年，山海关人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迅即把开展山海关的旅游事业列入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在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开展收费旅游接待工作，把开展旅游的部分收入用于文物保护和景点修复工作。

在那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天下第一关”
城楼作为收取门票的景点正式向中外游人开放；一个月后，山海关的又一颇有人文特色的景点——孟姜女庙，经过修整也向游人敞开了收费参观的大门。

同年夏天，石河水库以“燕塞湖”美称对游人开放，也成为山海关炙手可热的旅游景区之一。

仅仅几个月时间，各地景区就接待国内外游客多达46.8万人次。

90年代以来，山海关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角山登高节、长寿山金秋节、踏青节、孟姜女庙庙会等传统节庆活动，并举办了四届以旅游为主题的“中国山海关国际长城节”及多届老龙头海会、长城之春音乐会等，对山海关旅游业起到了主导性的宣传作用，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到山海关参观游览。

长期以来，山海关的旅游事业在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85年山海关被列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首， 1987年“万里长城—山海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 2000年被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称号；2000年全国首批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01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2002年长寿山、角山、燕塞湖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柳江盆地国家地质公园）”。

“九五”以来，天下第一关、老龙头、孟姜女庙、长寿山、角山、长城博物馆、燕塞湖、山海关欢乐海洋公园等景区年均接待中外游客近二百万人次，创造旅游社会总值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山海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型支柱产业。

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当游客来到山海关，很难再感受到古城沧桑多变的历史里程，与之密不可分的人文文化也似乎愈来愈变得模糊。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渐开始注重对古城的保护，他们中，年长一些的始终对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恋恋不舍；年轻的一代，也担心旅游这碗饭到底还能吃多久？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每一种文化都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历史的画卷，始终在不停地徐徐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山海关，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段崭新的辉煌篇章！
这是有关萧显书写“天下第一关”雄匾的传说，里面加了许多民间演绎的成分，只能当故事听了
山海关：巨匾之谜
这块举世闻名巨匾。

它大约6米长，1.5米宽，写有“天下第一关”五个正楷大字。

其笔力之凝重，骨气之遒健，气势之豪壮，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出自某位书法大家之手。

但匾上除了五个大字外，并没有留下任何落款，让人不免有点遗憾与费解。

有关这块巨匾的书写人，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说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山海关人萧显所题。

此说见于清光绪四年编纂的《临榆县志》。

但书中在有关记载的前面，却加上“相传”两字，这就显得不十分肯定了。

而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有关萧显题匾的故事却活灵活现，说是他大笔挥毫之后，叫
人把巨匾挂上城楼，一看，却发现“下”字少了一点，怎么办？正当围观者议论纷纷之际，只见萧显抓起一块麻布，揉成一团，沾上墨汁，往上奋力一抛，恰好就打到了点儿上，这一下，匾额就更显得气势不凡了。

我以为，此说虽然有趣，但一个读书人，能否有如此精准的眼力和非凡的臂力，恐怕，只能是人们想象中的夸张与浪漫了。

二说是明代嘉靖年间武英阁大学士严嵩所题。

此说见于1933年出版的《榆关抗战史》。

书载明代严嵩所题的匾，每字大 1.7米见方，一向藏放在关城东南角的魁星楼中。

日寇攻破山海关时，将其掠往东京，并公开陈列。

从当年所拍摄的老照片上看，该匾的“第”字，写成“竹”字头。

而现存山海关的这块匾，其“第”字，却分明写成了“草”字头。

以此推论，巨匾真迹很可能有两块，分别为萧显和严嵩所题。

但有人遍查明清两代的各种地方志，全不见有关严嵩的记载。

也许，因为严嵩是臭名昭著的奸相，世代精忠报国的山海关人，对此全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吧？
此外，还有清代山海关人余一元及谭从简所书的两种传说。

但这两说均不足信，因为早在明代中叶的《永平府志》中，就明确记载山海关上已有“天下第一关”之巨匾。

因此，余、谭二人即便题过匾，也只能是依照前人的留墨摹写罢了。

那么，真正为现存巨匾题字者，又该是谁呢？[4]有待后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