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的故事

鞋的故事

哈晓斯

陪妻子买鞋，是件很辛苦的事。常常是几个商场转下来，没有她满意的。妻子挑鞋专挑样式，既要时髦新潮，又要得体大方。那份百里挑一的耐心和鞋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让我感动。不管是否买成，我至少得赔上一个休息日，跟在妻子后面饱览满城鞋色。

鞋子与衣装一道成为人们的“行头”，似乎是近些年的事儿。鞋的翻新变化与它的价码一样让人目不暇接。如今几百元一双鞋已经很普通，数千元一双也不新鲜。拿我来说，成天编稿办报，很少出门，更别说出入歌厅舞榭，但上百元的皮鞋也有几双。冬天有皮棉鞋，夏天有皮凉鞋；颜色也多样化，有黑色，有棕色，有白色。此外还有旅游鞋、运动鞋之类。虽然说不上时髦，但时不时也能调调样式，换换颜色，不致脚上老是“漆黑一团”。

记得儿时对鞋的向往，只有一个新字。有新鞋穿，就高兴得像过年似的。鞋多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常常浮现出当年还是教员的母亲，批改作业后在灯前纳鞋底的情景。我们兄弟多，加上妹妹，一共七个孩子，年龄几乎一个挨着一个。小孩子脚长得快，今年的鞋，明年就穿不上了。所以那时，常常是大一点的孩子有新鞋穿，小的接大孩子的旧鞋。我排行老四，按例只能穿旧鞋。故自记事起，我的双脚就与旧鞋为伴，能穿上哥哥们淘汰下来的窟窿少点、补丁少点的二手鞋，已是天大的乐事。

有一年，记不清什么原因，兴许是多了块鞋底或鞋面料，母亲给我做了双新鞋，把我乐坏了。黝黑的鞋面上剪出圆圆的弧形鞋舌，鞋膛衬着刷白的里子，配上白色碎布纳成的鞋底，在当时算是蛮新潮的了。我守在母亲身旁，几乎在她扯下最后一根线头的“第一时间”，把新鞋抢穿在脚，生怕母亲临时变卦，因为哥哥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脚的大小也差不多，谁先穿上便是谁的。

记得当时我穿着新鞋满院跑，生怕别人不晓得，在小伙伴面前故意把脚翘得老高。一次，三哥笑眯眯地找我借新鞋穿一天，并拿出一个苹果作交换。我不知他要去哪里，又挡不住苹果的诱惑，就半情愿半心疼地借了。很快从保姆处得知，父亲这天要带三哥去邻近的一座城市出差，怕我也闹着跟去，一直对我保密。此时已经到了码头。这下把我气坏了。父亲出差凭什么带他不带我？我心急火燎地追到淮河岸边，就在父亲和三哥要上船的当儿，见父亲没有改变主意的样子，我便哭着闹着从三哥脚上，要回了我的新鞋。而光着脚丫的三哥，此时竟然还是笑眯眯的，上船后还向站在码头上、手里拿着新鞋的我招了招手。

儿时不懂事惹出的这场闹剧，至今想来还让我汗颜。而没想到，人到中年之后，又因为鞋让我难堪，甚至出了洋相。

1991年3月的一天，报社召我回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出发前，南方春雨霏霏，妻子恐北京有雨，出主意让我买双旅游鞋。临走那天，合肥街头正在搞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在长江路边的一个小摊前，妻子相中了一双旅游鞋，我瞧着挺合适。一问价，才35元一双。真是价廉物美，就是它了。当晚穿上新鞋，匆匆赶赴京城。

两会会期约半个月。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到人民大会堂采访大会。半途坐在车上突然感觉鞋子有些不对劲。脱下鞋一瞧，嗨！左脚那只鞋底脱胶掉下一小半。再看右脚，比左脚稍好点，但鞋帮与鞋底也有点若即若离了。这时车已驶入长安街，我暗自思忖，倘转去商店买鞋势必影响采访，不如将就一天，兴许这鞋底一时半会儿还掉不了呢。

车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前，我小心翼翼地钻出车门。脚刚落地，就感到问题严重，鞋底随时可能离脚而去。大会堂前偏偏台阶多，我深一脚，浅一脚，几乎是拖着鞋底走。我心里明白，如照平常那样抬脚走路，只能增加鞋帮的负担，无疑会加快鞋帮与鞋底分裂的速度。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这双倒霉的鞋子能再坚持一天，至少能陪我走出大会堂。

好在大会堂前代表委员们被一群群记者围着，或采访，或照相，谁也没注意我是如何腾挪着走上大会堂前这几十层台阶的。途中有人走过，我便故作潇洒地转身，摆出一副鸟瞰天安门广场的模样，以免人家注意我奇怪的步伐。好不容易挪进大会堂东大厅，大会尚未开始，代表们正三五一群在聊天，正是采访拍照的好机会。前几天我在这里抓了好几篇花絮。可恰在这时，我突然感到，经过一番腾挪，左脚那只不争气的鞋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不敢弯下腰来看，屏住气息，生怕最后那一点点胶，会受不了任何动静而裂开。我的全部感觉一下子凝聚在脚上，进退两难。身处如此重要政治场所，此刻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作“手足无措”，什么叫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顿时陷入困境，而且不便与人言，也不易得到帮助，谁会多带双鞋到大会堂开会呢？千万不能让它掉在这里!我在心里恨恨地说。记者在大会堂掉鞋底之类花絮，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3月里，会让人感兴趣的。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故作若有所思状地朝大门挪动脚步，以便不引起别人注意。万万不能在这儿出洋相！我慢吞吞地拖着鞋捱出东大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下了几十层台阶。穿过马路，走到天安门广场停车处找到车，就在我抬脚（这半天我可是第一次抬脚）上车那一刹那，左鞋底终于一声不吭地掉了，而右鞋底也危在旦夕，只有鞋尖那一点还与鞋底连着。我此刻如释重负，庆幸鞋底没掉在大会堂里。报社司机小赵很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利索？我脱下左脚的鞋帮（鞋底掉了这会儿只剩鞋帮）没多说，让小赵赶快开车去最近的商场。很快，车到东四隆福大厦。我下车直奔鞋帽柜台，不问价钱，不挑颜色，要了双42码的皮鞋，赶紧穿上，把那双折腾我小半天的破鞋扔进商场废物箱。晚上回到报社想起这事，还真有些后怕，倘若今天在大会堂掉了鞋底，真不知如何是好。此后，每逢3月打假，我上街买东西都格外小心，生怕再碰上卖假货的。

关于鞋的另一桩尴尬事，若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大约是1994年的盛夏，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起床后，洗了把脸，从客厅一角随便趿拉双鞋就去办公室。当时我在某报安徽记者站工作，每天去办公室拿拿报纸，看看信。办

公室离家只隔着条马路。出家门后，我信步溜进一家股市看看行情。从股市出来后又顺路逛了一家商场。接着穿过长江路到了机关。上电梯后，不知何故，我发现开电梯的女工眼睛盯着我的脚。到第六层我要下时，她终于憋不住了：“哈记者，你怎么穿了双鸳鸯鞋？”我朝脚下一看，顿时愣住：右脚穿的是只黑皮鞋，而左脚却是一只棕黄色皮鞋。不仅如此，黑皮鞋是平跟的，而棕黄色皮鞋却是半高跟的。我叫苦不迭，肯定是刚刚在客厅鞋堆里穿鞋时没留神，结果摆在一块的两双鞋一样穿了一只。可就算颜色没在意，我是如何在走路一高一低的情况下上股市、逛商场、穿马路的？我怎么麻木到如此地步？

出了电梯，我不敢进办公室，脚下一黑一黄太显眼了，进门准会露陷。恰巧这时一位处长在楼道里见到我便大喊，说是某县来了个老朋友，让我过去坐一会儿。我只好过去，打算寒暄一下就溜。可握手之后，县里老朋友偏偏反客为主地把我让到沙发上坐。坐上沙发，两只“鸳鸯鞋”兀地原形毕露。我使劲把脚往里塞，不想反倒引起对方注意。东拉西扯中，我发现处长和县里老朋友的眼光不时朝我脚上瞄上几眼，弄得我很紧张。尽管房间开着空调，还是出了满头汗。他们嘴上没说，我侥幸地以为他们没发现。又怕夜长梦多，坐久了要露陷，传出去更是大笑话。便借口家里有客候着，要赶紧回去。此时哪敢再乘电梯，只有逃也似地从楼梯口溜出机关。

记得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号称安徽第一路的长江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走在路上，我觉得行人的眼光似乎都在朝我脚上瞧。我只好缩头缩脑，紧贴着马路边快步走。待到过马路时，我四下一瞅行人不多，便冲锋般地跑过马路。然后穿胡同，走小巷，回到家中。客厅一角，一黑一黄一左一右两只鞋果然挨在一起。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马虎到如此地步。后来想想，大约是当时我正在琢磨写一篇重点报道，满脑子都是热点难点重点，走了神，结果把鞋穿错了。

第二天到办公室见到那位处长，我心中有鬼似地问他，县里老朋友说了什么没有？处长笑答：“人家问我，哈记者穿两色鞋有什么讲究？我说，哈记者是少数民族，时兴穿两色鞋！”

天哪！这叫我如何是好！

（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