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精神分析法引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

将精神分析法引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

摘要：我将精神分析法引入《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祥林嫂和别里科夫的分析。其中祥林嫂反复地向人说狼吃她儿子阿毛的故事，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倾诉”心理的反映；而别里科夫是位专制制度下的强迫型人格异常者。实践证明，将精神分析法引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人物形象；“倾诉”心理；强迫性格；“异化”。

精神分析学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学说之一，精神分析学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以来，经过百来年的变迁，已远远超出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国际思潮，渗透到文化的血液中，影响及于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

弗洛伊德的早期精神分析学说，主要是用无意识的本能和欲望，尤其是性本能和欲望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这夸大了性本能冲动对社会的影响。1913年后，弗洛伊德对他的早期学说进行了一些修正，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的各种不符合社会生活方式的本能冲动，受着在超我指导下的自我的压抑，这样就产生压抑和抵抗力量的矛盾。因此，这些本能的冲动就须在无意识领域通过意识不到的精神过程，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所以精神分析的关键在于“用有意识代替无意识，把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论》）使被压抑的本能力量得到释放。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精神分析学是反弗洛伊德的本能说的，至少是对其有所保留的，我认为弗洛德所讲的生物的本能对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而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则起着决定的作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一单元中有《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两篇小说，我尝试着用精神分析法去分析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和别里科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倾诉”心理的分析

《祝福》中祥林嫂被迫改嫁，生下儿子阿毛后，丈夫贺老六不幸病死，儿子阿毛又被狼吃了，“大伯来收房，又赶她（祥林嫂）。”祥林嫂走投无路，只好再到鲁镇投奔四婶。这时祥林嫂反复地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指狼吃阿毛的故事），以致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祥林嫂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倾诉”行为。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描写了彼得堡一个年老的马车夫姚纳的悲凉。他死了儿子，想向人诉诉苦，他遇到夜行的乘客、守门人、年青的车夫等，想跟他们谈谈，都碰了壁。人家对他都漠不关心，可是老头儿却非要倾诉一下不可，结果他只好跟他的马儿谈起来，“……‘比方说，你有一匹小马，你是那小马的亲妈……忽然，比方说，那小马死了……不是很伤心吗’”，“姚纳·约恩说得津津有味，把所有的话都讲给它听了”。

这真是对那个人情冷漠的环境的极大讽刺，冷漠而麻木的人还不如一匹马，能安静地给老人倾诉的机会。

倾诉，是人发泄痛苦，舒缓心情的一种方式，当生命中痛苦不能承受之时，人总要倾诉，并且渴望有倾听者的倾听、回应，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二、“强迫”性格的分析

在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文中，主人公别里科夫与柯瓦连科争执后，别里科夫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这到底是别里科夫惧怕沙皇专制制度的真实心理，还是他为自己卑鄙的告密行为找借口，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就像一张纸有正反两面一样，别里科夫这个人物，一方面固然可憎；另一方面，他作为旧秩序，旧传统的自觉维护者，本身也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受害者。

总而言之，我认为别里科夫俨然是个机器人，他具有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过于认真、刻板的强迫性格，他极为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反动政府看齐，别里科夫的悲剧是专制制度下的性格悲剧，现在“别里科夫”已成了这类性格的人物形象的代名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别里科夫是位强迫型人格异常者，是位强迫症患者。文章的结尾说：“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这句点睛之笔恰好揭示了别里科夫的典型意义以及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虽然别里科夫死了，但是在禁锢的社会里，束缚人们思想“套子”仍然存在。因此，要创建新生活仅个别地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不行的，要埋葬、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及一切专制反动制度，并逐步消除其消极影响。

契诃夫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官员之死》（又译作《小公务员之死》）中的那位小官吏切尔维亚科夫仅仅是因为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的秃头和脖子上，且将军并不在意，而这位小官吏除当场和幕间休息时道歉外还一再去找这位将军道歉，解释自己是无意冒犯的，将军最后对这种“纠缠”“忍无可忍”，对这位小官吏喊了声“滚出去！”这位小官吏竟被吓得回家后躺在床上活活吓死了。其实这位小官吏和别里科夫都是专制制度钳制下典型的强迫型人格异常者。

在专制制度或专制时期，人们极易形成“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强迫性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文明实施了空前的扫荡，“革了文化的命”，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蒙受的苦难也是空前的。冯骥才的《啊！》就是通过主人公丢失一封信后所遭遇的心理恐惧和人格扭曲，表现了“文革”时期的荒谬性现实对人物的精神摧残和命运折腾。吴仲义只因给他的“右派”哥哥写的回信不知去向了而惶恐不安，他一会儿害怕成为“制订攻守同盟”的罪犯，一会儿担心成为“抗拒从严”的典型。邮筒旁边玩耍的小孩，办事人员手中的信函，同事们夹在腋下的文件材料，都可能引起他紧张的注意和盯梢；研究所里每一点动静，每一丝声响，每一次会议都仿佛变成与这封内容有关的暗示或警报。强大的运动攻势和整人者的恐怖会俩，使吴仲义的精神抵抗很快土崩瓦解，他终于“投案自首”，昏头昏脑地自投罗网，他不仅自我暴露了信中的内容，也供出了当年“读书会”的全部情况。半年后，他终于被解除了监禁，回到家里，意外地发现那封信还压在脸盆底下。“啊！”一声惊叫，囊括了仅因一场虚惊所带给他的无以补偿的全部人生灾难，囊括了他遭受了空前蒙骗和沉闷打击后的彻底的失落感。

可以说吴仲义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敏感多疑、畏首畏尾、屈服强权、逆来顺受的强迫性格，代表了病态专制社会中遭压抑受损害的小知识分子的时代性格。

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护。”（《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要减少和避免“强迫”性格这种奴性，就必须高唱凯歌埋葬一切具有兽性的专制制度，并逐步消除其消除影响。

三、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