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

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哲学述论
内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学旨在促成一种情境的出现，在其中主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或一件“进行中的作品”，一种“向他者开放”的生成；由此能够同时带来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修正形式。

她呼唤新的身份的形成，——但这不是象征的解构，而是它的转型。

著译者简介：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罗文尼亚普利茅斯卡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主要著作为《斯罗文尼亚当代文化中的性与性别》。

目前是著名法国哲学家露丝·伊利格瑞所主持“语言、性别与公民身份”课题组的重要成员。

译者金惠敏，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

标题英译：
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不仅被公认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

在英语文化圈，她被看作是“法国女权主义者”，与海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和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道构成托利尔·莫瓦(Toril Moi)所谓的“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

尽管三位女权理论家的哲学观点、关注问题以及写作风格各异其趣，因而这样的归类或许不够确切，但是若与其他女权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相比，她们之间还是存在有较多的共同性的。

1966年，年方25岁的克里斯蒂瓦从保加利亚前往巴黎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是年，拉康的《文集》(Ecrits)和福柯的《词与物》出版。

在保加利亚同乡、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Tzvétan Todorov)的帮助下，她不久即融入巴黎左岸的知识界生活，并在当时最富盛名的评论刊物《批评，语言》和先锋文学刊物《原样》(Tel Quel)上发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瓦后来与《原样》杂志主编菲利浦·索罗尔斯(Philippe Sollers)结为伉俪。

60年代末，《原样》成为对写作政治学中再现理论进行批判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本杂志对克里斯蒂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

一、符号对抗象征
克里斯蒂瓦给法兰西知识界的第一印象除了其语言学论文之外就是她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巴赫金著作的介绍和阐释。

在《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Σημειτιиη: Recherche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中，她用《语词与对话》一章分析和凸显了巴赫金著作的特色。

这一章的写作方式是后结构主义式的，她从巴赫金那里借来了语言的另类特征如不敬、嘲讽、颠覆和狂欢等等，由于它们的冲击，结构主义那些优雅的范畴便土崩瓦解了。

在此她引入了一个对她来说至关紧要的概念“言说主体”，将它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这一概念产生于她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阅读，她认为，对话是主体文本与接受者文本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交换，由此她的一个重要概念“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得以成形。

本书还为她自己的“言说主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是她对那不可分析的进行分析的出发点，所谓“不可分析”是指某些事物的不可表现性、异质性，以及个体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端的他异性。

再者，本书还表现出克里斯蒂瓦对另一主题的关注，即对此一领域的象征性挪用，如在其后期著述中所证明的，此挪用是通过对两者特质的不断编织而实现的。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形式的发生”（L’engendrement de la formule）。

在这一章里，她解释了她所特别使用的几个概念：如“文本”(texte)意指生产的某一类型，它在历史中占有一个确切的位置，并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科学定义；如“符号分析”(sémanalyse)是关于文本意指的理论，它视符号为一特别的要素，能够确保对这一发生（engenderment ）的再现，这个发生是符号发生的内在过程，是符号的另类场景。

克里斯蒂瓦决意将语言当作动态的、越轨的和“物质性”的事物。

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工具，不能被简约到逻辑命题那样的层次，简约到能够为理性所随时把握的层次。

她批评，结构主义因为埋头于语言的“设定的”(thetic) 或静态的方面而将语言设想为一个同质结构。

而她的符号论则揭开了语言的基本的异质性，尽管它也关切于话语以及话语的言说主体。

对于其符号分析来说，语言是一个意指过程，语言实践既是一个体系也是一种越界(否定性)，是“声音生产的冲动性基础”与声音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空间的共同产品。

为创建这一新的符号理论，克里斯蒂瓦对她曾钟爱的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鉴，但另一方面她又总是与他们保持着一个批判的距离，其间她插进了一种新的动能，一种革命的精神。

1974年，克里斯蒂瓦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

其中她将异质主体发展成为意指过程以其两大要素“符号”(semiotic)与“象征”(symbolic)而产生出来的结果。

在她看来，意指总是异质性的，它既有符号的物质性反抗，又具备象征的稳态。

符号与前俄狄浦斯的初始过程即基础性的搏动相关联。

这一初始过程在克里斯蒂瓦看来主要表现在肛门和口腔，而且同时是二分的(生命/死亡，排出/内射)和异质的。

这些搏动永无休止地聚向“穹若”（chora）——它尚未被整合进宇宙，并且远离上帝，柏拉图称其为“一个营养的和母性的容器”。

符号的冲动和释放将假道于语言的物质层面，如声调、音响、节奏等等。

如果如拉康所言，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那么克里斯蒂瓦则指出无意识也总是异质性的。

这种拒绝物质表现的符号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无意识概念：无意识不仅如语言那样地结构，而且也异于语言的结构方式。

语言的物质性指向符号实体，这一实体既使语言成为可能，同时又摧毁了语言。

克里斯蒂瓦坚持，恢复语言中的这一符号特性将带来意指实践的危机。

她将语言的符号性比作政治革命。

它引爆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这就像政治革命一样。

由于符号性是生物－社会性的因素，能够将冲动导入语言，所以它也是冲动的贮藏室。

冲动决非在语言之外，而是以异质性为其内在本质，它们同时包含有符号和非符号、意义和无意义等。

生物活动服从于意指的和社会的符码，但同时也违逆它们。

冲动的释放可以经由象征，经由语言的物质层面，但也必然总是溢出象征。

冲动不为语言所再现，但可以为语言所激活，尤其是被那诗性的和先锋性的语言所激活。

就诗性语言强化语言自身的异质性而言，它激发冲动，并创造了象征与符号的辩证混融。

这种混融打破并重新划定了语言的边界。

二者的相互依赖对于符号所从事的“革命”是重要的，对于象征保护意指实践免于精神错乱也是重要的。

符号与象征间的辩证运动与黑格尔那要求不断地回归主体、走向和解的辩证法是不同的。

克里斯蒂瓦的辩证法重在危机，而非和解。

在她看来，侵越诗性语言的“设定”不是对符号之否定的否定。

它是对象征与符号之间矛盾的反向激活。

这一激活并非对矛盾的否定，而是指向异质性和它们两者的矛盾。

如此以来，对矛盾的激活就是一个反向运动，因为它使用设定反对设定。

那产生设定的同一个矛盾又反向激发了对设定的破坏。

通过象征与符号之间的辩证运动，我们能够确认究竟是哪种语言在被使用着。

某类诗歌或先锋写作由于重视语词的物质性，其节奏，其音调，所以就趋向于被压抑的符号。

克里斯蒂瓦称这类写作为“生成文本”（Géno-texte），它与“现象文本”（phéno-texte）相对立。

依据诗性语言的符号特性，克里斯蒂瓦还描述了诗性生产中否定的效果。

诗歌否定象
征，其目的是为了将它唤回意指过程。

克里斯蒂瓦把这类诗性否定叫作“第三级次的否定”（négativité au troisième degré）。

为了将无意识整合进语言理论，克里斯蒂瓦需要改造主体理论，使它能够包容、利用意指过程的异质因素。

她将主体发展成为所谓的“过程主体”（subjet en procés）。

这样的“过程主体”理论是她著述的一个持续的主题，尤在其精神分析的实践和体验中得到充分的展露。

二、卑污、爱与主体的形成
克里斯蒂瓦对精神分析的介入带给她一个方向性的改变，这一变化反映在她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中。

她撰写了无数阐说以上主题的文章，1977年以《多元逻辑》（Polylogue）为名结集出版。

此后她转入对其私人经验和艺术经验的描述。

这些经验无论是她本人的还是她的分析对象如病号、诗人或作家的，都提供了对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种深刻理解。

在《恐怖的权力：论卑污》（Pouvoir de l’horreur, essai sur l’abjection, 1990）一书，克里斯蒂瓦将“卑污” (abjection)作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原点，它远远超出了个人或者社会进行理性把握的能力。

通过“卑污”这个概念，她继续展开她关于“过程主体”的论题，但更侧重主体形成即由分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并追问其背后的决定性状况。

克里斯蒂瓦认为，象征秩序之所以能够成为象征秩序，在于它对卑污威胁的禁阻。

这一禁阻针对于母亲的身体，既建立又破坏社会。

它可以是弗洛伊德的乱伦禁阻，也可以是拉康对母亲欲望/享乐(jouissance)的禁阻，或者是克里斯蒂瓦的对“符号穹若”的禁阻。

母亲的身体是一种禁止入内的东西。

原始的快乐冲动与母亲的身体相关联，并威胁象征。

它要揭开那导向理性或意识之统一表象的过程。

它要将统一暴露为统一与碎裂交替出现和反复冲动这一过程之仅仅的一个时刻。

克里斯蒂瓦说，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将母亲的身体变成“卑污的”，因为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成长为一个恰适的主体。

卑污不是一个客体，不是一个与自我相关联的东西。

可它具有客体的一个属性，即与主格“我”(I)相对立的属性。

卑污就是令人恶心的东西，它让你直想呕吐，它位处边界但并不尊重边界。

它自身很难说具有某种确定的质，而毋宁是与边界的一种关系，代表被抛出那一边界的某物。

卑污威胁着身份：既非善亦非恶，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既非自我亦非无意识，而是威胁这一切确定划界的某物。

克里斯蒂瓦以出生事件作为原型的卑污经验。

在人出生的那一刹那，其主体身份受到最激烈的质疑。

谁能确定地说出在脐带被切断之前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主体？出生事件标记了难以界定的边界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卑污。

尚未成为主体，也不能是客体，卑污与原古性的母亲是一体的。

而后才是客体，从母亲的体内被排出，即成为被抛出来的客体。

于是母亲的权威就调控着那清晰而确定的自我的边界以及口腔和肛门冲动的边界。

现在是食物，而不再是身体，被送入口中；是粪便，而不再是身体，被排出肛门。

克里斯蒂瓦发现，无论主体或社会均须依赖于象征，依赖于对这一母亲权威的抑制。

正是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瓦给精神分析理论带来了新鲜的洞识。

她重新阐释了父亲功能和母亲功能的边界，并突出了其问题之所在。

这一“被抛出的客体”即主体发觉其自身处在一个痛苦的境地：他既（不）可能与母亲分离又（不）可能与其同一。

对于那个身体，那个无边界的身体，那个他被从中抛出来的身体，那个卑污的东西，他既痛恨又恐惧。

但是这种憎恨和恐惧又可能导致初始自恋情结和其尚未获得的语词的出现。

它们另一方面也保护“主体”不致沦入初始的自恋情结，并指向因与母亲身体之统一性的丧失而引发的诸多危机。

尽管弗洛伊德和拉康均承认初始的二元体是由母亲和婴孩共同组成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则是父亲及其阳物的功能。

恋母情境强化了律令并启引婴孩进入语言。

对弗洛伊德和拉康来说，还有一个第四阶段，即象征阶段。

克里斯蒂瓦认为，这一阶段将一切都统一起来，使人开口说话；它是物质性的拒绝，是出现在内部的他异。

象征只是主体形成过程的一种表现
形式。

物质性拒绝，它本质上是社会－生物性的，开辟了通向言说性存在的道路；这一行动有母爱的帮助，是母亲支持着一直走向拉康镜像阶段的象征性“拒绝”。

克里斯蒂瓦指出，婴孩要克服卑污的母亲，只能经由某种父性的代理，它不光是如拉康所声称的对象征的需要，而且还有对爱的需要。

在其关于卑污的论述中，克里斯蒂瓦考察了路易斯－费迪南·赛林纳（Luis-Fidinand Céline）的作品。

她把他的作品看作是关于痛苦和恐怖的写作范例。

这不仅是因为赛林纳所选择的主题，而且还由于其叙述视点被横越卑污的需求所决定，这时的叙述视点出现为两副面孔――私密的痛苦与公开的恐怖。

在接下来的《爱情传奇》（Histoires d’ amour, 1983）一书，克里斯蒂瓦进入对“爱”的讨论。

她从古希腊“爱”的哲学谈到赞美诗，再到中世纪对神圣之爱的形象化处理，最后说到波德莱尔、马拉美的情诗，以及斯汤达的爱情散文。

这里对她可能最重要的是关于那喀索斯神话的讨论，因为它与其关于个性化过程的理论密切相关。

她是从精神分析的视点来考察“爱”的，因而她的出发点就是弗洛伊德关于爱和自恋情结的理论假定。

她专注于“爱”的两个方面——恋爱的状态及其在各种不同话语中的表述，这些话语有美学的、宗教的、哲学的和精神分析的等等。

她将恋爱的状态概括为一种动力学，既阻挫又保障最高的更新；概括为激动，这种人类情感自柏拉图始就被置诸形而上学的讨论之中。

“爱”是符号激情的特权场所，在诗和文学中“爱”是符号的凝聚与其多元价值。

“爱”是主体性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最深切的那一部分。

克里斯蒂瓦分析了西方文化中“爱”的不同表现：古希腊的Eros、犹太人的Ahav以及基督教中的Agapê，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关于“爱”的观念。

除此而外，她更注意“爱”对那些成功地进入象征的个人主体的重要作用。

在她的想像中，如果没有观念化和同一化的能力，“爱”将是不可能的。

这种能力是同一性形成的前提，而它又有赖于婴孩与其母亲的成功分离，也就是说，依赖于个体之自主性的成功获得。

假使能够置身于一种宗教情境，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看清上帝作为爱即Agapê在主体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

Agapê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

依据《圣经》，“爱”的法则对信徒来说就是“你们要全心、全意和全力地爱主，爱你们的上帝”（《申命记》6，5），就是“爱你们的邻人就像爱你们自己”（《利未记》19，18）。

克里斯蒂瓦指出，Agapê的引入意味着一场完全的革命。

“爱”从此不再是希腊世界的Eros，也不再是旧约里的Ahav，它转变为基督教特性的Agapê。

这个Agapê在旧约的原义是“爱的律令，爱的功绩”，而在福音派的意义则是“无条件馈赠”（don gratuit），即基督徒注定为神所爱，而不管其个人品质究竟如何。

但是这种在基督教义上的爱也包含有身体的赠予/牺牲：基督的身体，这个人子的身体。

要成就爱就必须经历暂时的死亡。

爱与永恒无涉，而是说复活。

它是信众对基督的浸入，浸入其死、其生。

Agapê最终会变得与圣餐同一。

圣餐是对基督之死的纪念和永恒化，面包、酒实质上就是基督的身体、血、灵和神圣性。

因此信众分享圣餐就是对基督之分享。

此外克里斯蒂瓦还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讨论了Agapê，她说，在基督教话语中既有象征也不乏符号，二者有复杂的交织。

爱的另一类型出自于那喀索斯神话，它是自恋的原型。

在西方主体性的发展史上，那喀索斯的形象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它是病态的形象和症候。

在基督教时代的开端，奥维德的《变形记》首次记载了这个神话。

接着普洛丁指责那喀索斯的盲视，他不是没有认出映像的原本，即那个只爱水中或镜中映像的人，而是他未能将此映像认作他自己的映像，从而放过了他自己的真实存在。

普洛丁要求人们必须使用其内在的眼睛，去捕捉灵魂运动中的美。

他诅咒眼睛从外部世界所得到的虚假形象和偶像，要求收心内视，以找寻“善的灵魂的美”。

由此，普洛丁就将柏拉图对美的要求和那喀索斯的自恋立场结合起来，创造出自我认识上的一个理想的统一。

通过说“上帝即是爱”，他再次将爱的
观念赋予那喀索斯的同一性，所谓“独一对独一”（Monos pros monon），即是说，被爱的对象、爱和自我的爱这三者应是完全的同一。

上帝就是那喀索斯。

尽管那喀索斯的幻觉是一种罪恶，但我们的理式并不因此而少了一些那喀索斯。

克里斯蒂瓦特别注意弗洛伊德所设计的情爱疗法。

弗洛伊德探索了由情爱所引起的混淆病状，如精神错乱、妄想狂、幻觉等，从而设计出一个系统，即移情机制，将被压抑的东西如性欲及其创伤带回情欲主体的意识，从而消除他的幻像，向他指明现实的部分。

这现实部分就是他的性，由它作引导一直穿过现实想像和象征的混淆，将窒息的主体解救出来。

克里斯蒂瓦将弗洛伊德的设计视为“爱恨交织的心理空间”和“一个无限移情的不可能场所”。

她追随弗洛伊德，并有所超越：她认为，爱既非生物学亦非欲望，而是在此二者之间、在母亲的身体与象征之间游移着的想像的场域。

她宣称，爱不是一个那喀索斯的与母性容器的合并，而是一个隐喻客体的出现，换言之，是那建构心理、将冲动导向他者之象征的分裂。

这分裂可称之为“原始的压抑”。

对于克里斯蒂瓦来说，代表象征的是想像的父亲，他是与拉康之严父相对立的弗洛伊德的“个人前史中的父亲”。

这个“想像的父亲”是母亲与父亲的结合。

我们不能只是把它设想为可见的，它也牵扯到感性知觉的整个领域，这些知觉影响着婴孩之神经－心理能力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婴孩未形成的同一性被转移到他者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他者所取代，这一他者不是性欲的对象，而是自我的理式。

因此与母亲身体的分离就不是悲剧性的，它为想像的父亲所支持，而此父亲又是母亲之所爱。

母亲的爱推动了从母亲身体向着母亲欲望场所的转移，并欲望的满足，这个欲望就是对父亲的欲望，就是对父亲功能的暗指。

既然母亲已经是言说主体，那么他者就在其内。

她已经被隐含在意指系统。

这一主题贯穿于克里斯蒂瓦以后的著作，并得到了愈加细致的论述。

一位精明的读者凯利·奥立弗发现：“我们可能读出克里斯蒂瓦的这样一个主题，即象征的逻辑已经以恋物癖的形式在母亲的身体内发挥作用。

” 的确，克里斯蒂瓦本人将恋物癖描写成阳物力量对母亲的归属性，由此便是一个“母性父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