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潘汉年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抗日，此后又周旋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人的情报机关之间。这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人难以言说的污点。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定论。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给出资料的来源，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统于一九九一年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可靠性亦无需多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的文章和著作所提

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另外，网上一篇作者为淳于雁的文章，则说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潘汉年会见了汪精卫，这些文章都没有提供任何依据。

然而从国民党一方的资料看，根据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1(亦可参看维基百科潘汉年条目)。由此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2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和他们会谈的目的极为关注，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庆祥(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

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3 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此论调的口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4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饶漱石为什么不向潘汉年核实而直接报告中央?不过是一封电报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再面谈。饶漱石和潘汉年之间到底有何瓜葛?或许其中还有许多未知因素。就在这件事情之外，饶漱石还曾经向中央汇报过潘汉年“违反纪律”，这显然是对潘汉年在与日、汪方面的交往中某些方式方法表示不解和不满。据此推测，潘汉年或许有部分情况对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大约还有陈毅等人有所保留。从另一角度看，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某些特殊情报越过饶漱石、陈毅等领导人而直接向中央请示和汇报

的事情也未尝不合情合理。抛开这些复杂关系，无论如何，饶漱石给中央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是准确的，饶漱石对于潘汉年和日本情报机关交往的疑惑也是正常的。饶漱石为人刻板，律己甚严，颇有些书生意气，他向中央汇报潘汉年的情况是其职责所在，若以心胸狭窄等原因来解释似有不妥。如果为了突出潘汉年而对饶漱石过于严苛、甚至诋毁，则有失公允。

潘汉年除了和汪政权有所交往外，还“打入日寇内部”，其中的玄机至今恐怕还有很多人都无法参透，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祯昭。岩井英一是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本总领馆的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负责搜集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此人战前便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尤其关注文化和舆论宣传，是个中国通。影佐祯昭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大佐课长，更是汪精卫政权的助产士、在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并因此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少将军阶)。由于当初参与汪精卫和日本方面谈判的汪方要人陶希圣、高宗武中途悬崖勒马、并将汪日谈判过程和协议在媒体上公开，代表日本主导这次谈判的影佐祯昭在国人中早就成为著名人物了。

潘汉年此前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战领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察觉，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出身，他们就对潘汉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到这个程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领导更不会这样烂漫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