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略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
【教学目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国家战略。

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充分认识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号召学生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永远记得“粒粒皆辛苦”，始终不忘“辛苦是三农”。

【重点内容】
1.讲清楚我国粮食安全持续向好的原因。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2.讲清楚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极端天气、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人类或将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我国粮食安全紧平衡格局长期不会改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突出，粮食品种、区域等结构性的矛盾突出，成本刚性上升与增加种粮收益的矛盾突出，个别品种外采率高与国际贸易风险的矛盾突出，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3.讲清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保护耕地命根子，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落实党政同责，树立大食物观，多措并举、久久为功确保粮食安全。

【教学难点】
1.深刻阐述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
2.准确把握我国农情
【教学导入】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中国是人口大国，如果中国自己的粮食不够了，任何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可能有帮助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

1994年，有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叫《谁来养活中国？》的书，声称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许多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实施了一系列隔离封锁措施，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进口国增加进口，引发全球粮食恐慌情绪，甚至有人认为会引发新一轮粮食危机。

然而，2022年，中国春播粮食面积约9.4亿亩，比上年有所增加；夏粮喜获丰收，总产量2948亿斤，在历史高位上再增产。

与国际粮价“过山车” 式的剧烈波动相比，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端稳端牢了中国饭碗。

我国为何对粮食问题如此重视？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吃饭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演变，全球粮食产量下降、价格飞涨、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人类或将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

大有大的优势，也有大的难处。

这意味着，解决好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个不能含糊的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一、自力更生形势持续向好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保障粮食安全是个战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保持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之所以保持从容坚定、自信笃定，很大底气就在于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立足国情，粮食安全战略随势而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随着我国国情、农情、粮情的不断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的内涵和战略也在不断调整、发展。

粮食生产，从重数量到兼顾质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供求关系全面紧张。

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亿多吨，比近代以来最高产量下降24.5%。

提升粮食产量，成为这一时期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任务。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实现，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

1950—1952年，我国粮食生产年均增幅达13.1%。

合作化运动则通过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将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集体统一经营，把粮食生产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运行轨道。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的提出，让农业生产由“看天吃饭”逐步转向科学生产。

1966年、1978年，我国粮食生产分别突破2亿吨、3亿吨大关。

改革开放后，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在注重产量的同时兼顾了质量和效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等改革措施的实行，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化肥等农资投入的增加，让我国粮食生产先后迈上4亿吨、5亿吨和6亿吨三大台阶，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

199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农业发展要转入高产优质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阶段。

此后，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提质增效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我国建立起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了良种全覆盖。

进入21世纪，保障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宽，更加注重食品安全、营养和均衡，我国的粮食安全沿着清晰的“路线图”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粮食流通，从计划到市场。

粮食流通一方面关系生产者种粮能否卖得出并卖个好价钱，另一方面关系消费者能否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

1953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社会对商品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粮食收支难以平衡。

针对投机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等现象，国家开始对粮食市场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粮食自由买卖，长达40年的“票证时代”就此开启。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政策，对国家掌握粮源、稳定粮食价格、保障粮食供给等有着重大意义，但也因缺乏激励机制等弊端，抑制了部分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流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制开始逐渐松动，粮食购销进入了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运行阶段。

此后，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粮食流通不畅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

我国粮食流通开始了全面市场化运行的新篇章。

此外，我国始终坚持强农惠农的政策取向。

从取消农业税，到实施种粮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目标收购价等，都极大地保护了地方抓粮以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这种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搞活粮食流通，另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引导、规范粮食市场运行的粮食流通制度，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

2.以我为主，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是浸入骨髓的“饿”、如影随形的“缺”，现在是农产品琳琅满目的“多”，形成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八连丰”，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人均粮食占有量483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其中，谷物总产量6.3亿吨，超过美国谷物产量约1.5亿吨，是印度谷物总产量的大约2倍，稻谷和小麦连年产需有结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标志着我国
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的强大基础已经形成，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食物消费升级明显。

我国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不断满足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 “奶瓶子”，肉蛋菜果鱼等重要副食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形成了生产能力强、品种丰富、质量稳步提高的供给新格局。

2021年，我国人均猪牛羊禽肉、禽蛋、牛奶和水产品占有量分别为63公斤、24公斤、26公斤和47公斤，分别比2012年增长3.6%、13.7%、11.6%和17.0%。

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木本食物及蔬菜和瓜果等食物消费增加，食物消费升级明显，膳食结构趋于合理。

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

21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决策，将中央储备粮从分级管理改革为垂直管理，中储粮总公司应运而生。

目前，中储粮已在全国建立起980多个直属库和分库，覆盖全国90%的地级城市和13个粮食主产区95%的县，总仓容、罐容积超过1亿吨。

我国粮食储备率大大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安全储备率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储备量够全国人民吃一年。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多地散发，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

二、认清现状不能轻言过关
虽然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绝不能轻言粮食安全过关了，应当清醒认识到，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居民消费升级，粮食需求还将刚性增长，粮食供给紧平衡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依旧十分紧迫。

1.资源环境约束明显
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耕地是根本，水利是命脉，生态环境是屏障，这些资源环境共同形成了粮食生产的硬约束。

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不利因素，都制约着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

“一多三少”（即总量多、人均占有量少、优质的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是我国耕地的基本现状。

数量上，虽然我国耕地总面积排在世界第3位，但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户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

质量上，我国耕地受盐碱、陡坡、贫瘠等因素影响，总体质量不高，只有1/3属于高标准农田，2/3是“靠天吃饭”的中低产田，对粮食单产提升造成了很大限制。

水利方面，我国是个天然缺水大国，淡水资源总量仅占全球6%，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

而气候特征决定了我国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灌溉。

此外，我国水资源和耕地资源错配严重，松花江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等粮食核心产区水资源仅占全国总量的21%，这些区域粮食产量却占全国总产量的75%。

2.结构性矛盾突出
我国粮食供求的结构性问题一直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着重从生产端施策，成效有目共睹，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粮食阶段性供求偏紧和过剩现象反复出现，价格时有波动，对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存在较大影响。

从品种上看，我国稻谷阶段性过剩，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小麦产需平衡有余，但优质强筋小麦供给不足；玉米产需宽松与趋紧状态交替出现，要保持90%以上的自给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大豆目前对外依存度超过80%，产需缺口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这种“一边国内滞销、库存增加，一边进口连增”的怪象，正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

从区域产量看，伴随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我国粮食生产中心逐渐北移，粮食主产区输出压力不断增大，粮食产销不平衡矛盾加剧。

2021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达全国总产量的78.5%，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6.78%，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70%，仅黑龙江一省，粮食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11.5%。

粮食主销区则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不再承担粮食生产的具体任务，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非粮化”现象加剧，有效粮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削减。

从质量上看，我国粮食生产始终存在数量与质量的矛盾。

当前城乡居民正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需求转变，对我国粮食生产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3.粮食贸易危机加剧
经过几十年发展变化，世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和贸易格局。

粮食适度进口也是平衡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不可或缺的手段。

然而，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国际形势风云诡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等特殊敏感时期，粮食进口的可获得性、进口成本及其他不确定性风险问题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小麦和玉米的主要生产国，俄乌两国每年小麦出口占全球小麦供应量的1/3。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小麦、玉米、大麦、食用油和肥料的供应链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一记重击。

一个明显的挑战是，全球多达17亿人正暴露在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破坏之下，各国保护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全球约有20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及食品的出口禁令，受出口限制的粮食约占全球总贸易量的17%。

我国农产品及食品进口高度集中于副食品及大豆等主要饲料原料，且进口来源地、进口通道较为集中。

特别是，作为世界大豆主要进口国之一，我国大豆进口额达535亿美元，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5%；2021年，大豆进口来源90%集中在巴西、美国、阿根廷三个国家，进口运输主要依赖海运，进口贸易被“四大粮商”等大型跨国公司垄断。

这种高度集中的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使得我国粮食进口贸易在价格和渠道等方面面临“卡脖子”风险。

三、系统推进端牢中国饭碗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资源、技术、政策等多个方面，必须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

始终立足自身抓好农业生产，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突出位置，不断调动抓粮和种粮的积极性，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1.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土生万物，地发千祥。

保障粮食安全，核心是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手抓产量、一手保质量，扎实推进“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耕地之重，源于珍惜。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藏粮于地”，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

我国对耕地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已经很多年，非法乱占、破坏耕地等行为基本得到遏制。

但是，受经济效益和农业结构调整因素影响，耕地“合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2021年8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

此外，长期以来，由于高强度利用，耕地基础地力呈下降态势，被喻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东北黑土地，耕层持续变薄，厚度不足20厘米的耕地约占一半。

还有一些地方，早年已经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则“标准不高”。

田，产的是粮，装的是民生社稷，18亿亩耕地红线守的是生命线、安全线、政治红线。

必须采取“长牙齿”的管理办法，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确保农田就是农田，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加强用途管制，规范占补平衡，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推进撂荒地利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农田还必须是良田，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努力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强化粮食安全的科技支撑，就是要坚持“藏粮于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些人，我国粮食产量、农产品质量却为何能有如此巨大的提升？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农业科技。

2022年春耕一线，广袤农田里，新品种、新农艺、新模式不断落地，北斗导航、无人机、物联网成了种地的好帮手。

科技正作为农业的“金翅膀”，助力我国农业现代化腾飞。

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载体。

“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 “千算万算，不如良种合算”，农民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育种技术的革新，是农作物增产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种业市场规模超千亿元。

经过多年攻关，我国种业科技水平稳步提升。

水稻、玉米、
小麦等三大主粮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逐渐完善，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我们在种业科技方面仍面临不少“卡脖子”技术难题。

例如，大豆、玉米等受育种及栽培等因素影响，单产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少数蔬菜品种还不能很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受栽培条件限制仍需持续进口；在养殖业，生猪、奶牛、白羽肉鸡等种源也不同程度依赖国外。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

”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树立大食物观
食物消费不断升级，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

1990年，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

”2022年全国两会，中央强调“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确保粮食有效供给。

中国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大食物观的基础在粮食，要把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首要位置。

其中，提升大豆和油料产能势在必行。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加大耕地轮作补贴和产油大县奖励力度”，为提高粮食供给韧性保驾护航。

除了保产，还要用科技赋能产出，做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大文章。

在湖南益阳，养殖户选择了科技感十足的“跑道鱼”养殖模式：在几条数十米长的水槽里，水流带着鱼像跑步一样不停游动，充分保证了鱼群的健康生长环境，同等水域面积产量比过去多了一倍；在北京，中国农科院研发的“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已经实现了60天左右能够收获，将水稻的生长周期缩短了一半，不仅提高了产量，品质上也更加可控；在湖北潜江，稻田套养小龙虾的标准化虾稻田，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种植养虾两不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升级、绿色转型，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着居民营养、健康的食品消费新需求。

向耕地之外要食物。

大食物观的基础是粮食但又不唯粮食，而是要求食物种类更丰富、膳食结构更优化。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我国居民的膳食模式已发生变化：谷类食物的消费量逐年下降，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摄入量逐年增多。

菜果茶、肉蛋奶等传统意义上的“副食”正逐渐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

因此，大食物观就是要转变食物结构，既要向耕地要粮食，又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

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

以湖海资源为例，我国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和大量的淡水湖泊河流资源，水产养殖潜力巨大。

截至2021年，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评定的水产新品种达240个。

过去老百姓印象中的名贵水产品，在人工养殖之后，不但价格越来越亲民，营养价值和口感也有保障。

我国还持续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强化奶源基地建设，推进奶业振兴……以大食物观为导向的一系列举措，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好、更健康。

3.党政同责人人尽责
保障粮食安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工作。

不能把“米袋子”“菜篮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要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党政同责、社会有责、人人尽责，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同时，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共同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

压实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在土地要素市场化条件下，耕地“非农化”的经济动力无比强大，不可能仅通过市场让耕地在建设用途和保障粮食安全用途之间实现平衡。

必须压实中央和地方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签订耕
地保护“军令状”，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家底。

目前，各地已开始积极行动。

《福建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规划（2021—2030年）》出台，明确了全省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的具体目标；广东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耕地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等要求。

此外，抓粮食生产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和效益优先的原则来考虑，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有责任一起扛，饭碗一起端，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

激发种粮主体的积极性。

保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主体。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谁来种地”的问题十分突出。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中，妇女和老人居大多数，平均务农劳动力都在50岁左右，1/4的人甚至超过60岁，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导致一些偏远地区耕地大量荒芜。

种粮费事、没有效率等观念，也使一些地区双季作物改成单季，季节性地抛荒等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站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寻找解决方案。

“农民钱袋”鼓起来，“国家粮袋”才更安全。

当前，我国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创造性回答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为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

此外，我国还通过政策托底，完善多项粮农补贴，科学规划粮食生产布局，让农民体会到实实在在的种粮收益，生产积极性在田间地头充分释放。

营造节约粮食的新风尚。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粒粮食，折射着中华传统美德的熠熠光辉，更反映着现代文明的基本诉求。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每年全球粮食从生产到零售全环节损失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4%。

这个损失降低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2700多万吨粮食，够7000万人吃一年。

减少粮食损失，是遏制食品浪费的“第一道关”。

2021年10月，随着《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印发，实现节粮减损有了更为清晰的路线图，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全。

杜绝消费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是节约粮食的关键一环。

2021年，我国“重拳”治理食品浪费，反食品浪费有法可依。

曾几何时，在“吃播”节目中假扮“大胃王”、一边胡吃海喝一边暗中催吐的现象，令一些直播平台成为餐饮浪费“重灾区”。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如今在多个网络平台输入“吃播”，搜索结果已难见“大胃王”身影。

在制度层面做好“减法”的同时，更需要在观念层面做好“加法”，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

当前，从“小餐桌”到“大文明”，全社会都在行动：餐饮商家取消最低消费额，合理点餐成为共识；学校和单位食堂，引入数字化餐饮管理系统帮助用餐者实现个性化、定制化打饭，将“光盘行动”持续向前推进。

粮食安全，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国家战略。

坚定不移守住粮食安全战略底线，是我们应对国内国际粮食安全形势的理性选择，更是我们稳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

过去，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1/5人口的吃饭问题。

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我们的粮食之基就会更牢靠、发展之基就会更深厚、社会之基就会更稳定。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新华网2022年3月6日。

《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王宪魁，《人民日报》2022年2月25日。

资料链接
链接一：权威声音
习近平论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