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制鞋业“用工荒”现状与对策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温州制鞋业“用工荒”现状与对策研究

1前言

改革开放初始，比较欧美，我们国家没有现今的技术可以对抗，我国对外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本国的低廉的人力成本。我国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很多优先政策，导致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比内陆地区要好的多，这些年来，沿海地区往往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前来务工。深圳之类的地方大家都有目共睹，就拿浙江省来说，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10.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七山一水两分田”，却生活着众多的人口。随着改革开放，浙江的诸市均迅速发展，温州、宁波等城市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之多，不仅仅解决了本市乃至本身的剩余劳动力还吸引了大批内陆地区的工人。由于沿海地区具有吸引力的工资条件，致使民工往往是供过于求，造成民工慌，但是，原本的民工慌，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民工荒乃至企业用工荒。这又是为什么呢？

2关于用工荒的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国外还没有专家对“用工荒”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更没有针对性很强的系统理论和现成的模式，只能从一些相关的临近理论得到借鉴。

在农业人口依然过程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问题。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研究的基石。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效用向高边际效用——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不同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认识存在差异，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一种模式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年他在《曼切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又称现代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或称传统部门。

刘易斯模式假定：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0，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情况，一直延续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便结束了。

另一种模式就是托大罗（M.P.Todaro）模式。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大罗于1969年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乡村人口流动的模型。他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相对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失衡，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进而，他建立了描述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动态均衡模型。从托大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托达罗模式的劳动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力增加，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告停止。

这两种模型都无法对当前“用工荒”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因的解释存在很大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我们必须面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存在明显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而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未考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成本因素。无论是刘易斯模式还是托达罗模式，都属于劳动力流动无迁移成本化的理想假设。其次，这两个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最后，两个模型都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因素，仅仅从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和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工资差异求证转移的必要性。

2.2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着重点不一，有从宏观经济角度、企业文化、社会保障以及80、90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等方面

去研究。

首先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基于对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的逻辑缺陷的认识，一些国内学者分别从不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

针对当前的“用工荒”现象，一些国内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探讨其成因与对策。简新华、张建伟(2007)认为，这是在各种制度短缺条件下民工队权利缺失的一种自主反应，提出只有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才能根本上消除“民工荒”现象；王仕豪、张智勇(2006)等认为，这是民工工资待遇长期太低导致的结果，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来缓解企业用工紧张的局面，也可以通过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章铮、谭琴(2005)认为，民工荒实质是劳动者年龄结构问题，其中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为突出特征，即年轻农民工短缺以及技工荒。而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些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的短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2010)认为“用工荒的出现源于宏观经济波动，是经济回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导致”这一解释缺乏说服力，她认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就业难”，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用工荒”其实质就是“民工荒”更确切的说是“廉价劳动力荒”。

第二，企业文化。余心言(2010)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的魂企业的根本。搞好企业文化企业才有凝聚力向心力，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劳动者才能团结一心为实现企业的愿景创造最大的业绩。

第三，社会保障。农民工低工资低保障的问题，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务工积极性的一个实质性问题。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认为“诸多中西部省份例如四川、贵州、湖北、湖南等近几年发展迅速，哪里的很多民工可以再家乡更容易地获得工作机会。虽然那里的工资水平比珠三角低15%到20%，但是家门口奋斗的吸引力却是巨大的”，可见沿海地区的工资对他们已经没有以前的吸引力，相反在高消费的背景下，工资反而显的少的可怜。

第四，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蒲实、郁建兴、薛圣白(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用工主体，不同于父辈。其务工诉求更显多样化和高标准化。并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可能比老一辈有优势，但与用工企业对高一级的用工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因此“技工荒”继续存在。

3评述

目前国内外对“用工荒”的研究，国外方面，可以说研究成果甚少。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