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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

儒家和谐思想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并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至今仍然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儒家伦理文化历来推崇“和为贵”思想,提倡在均衡中化解矛盾,求得和谐,家和万事兴,国和享太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应把“和谐”的理念贯穿于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政党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中,进而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中和谐思想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理论精髓,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的观点。“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原句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理解为人及自然之“德”的最高标准。此命题后由其再传弟子子思加以发挥,并著《中庸》,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中庸思想对传统中国民众的个人修养,精神生活和为人处世之道及对中国的国民性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尚中思想。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先民逐渐认识到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有一个从弱到强再到衰老,死亡的过程,所谓“月满则缺”“水满则溢”,表明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度的问题,只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最佳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这个最佳合适的时候就是“中”。

《礼记·中庸》中说:“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此中之“中”即是天,亦即是世界的本源,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感性经验所不可认知的超出万物之上的范畴。中庸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宇宙源于“中”形成于“中”它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中”形而上超越宇宙万物成为“天之本”“中”形而下超越自身形成宇宙和万物而为“道之体”而人也可以通过精神超越自身,形而上达到与天合一。这里“中”既是天道,也是人道,即通过“中”可以通达于天,也可以了解人。按中道而行即可致中和,天地合位,万物繁育,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达到和谐运行,生生不息,繁衍不止。如果违背“中道”逆天而动,到头来终不免天灾人祸,不得善终。此类事例翻开历史俯拾皆是,足可警惕。中庸是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庸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发展的适度原则,二是引申为固定的“中”的原则。儒家认为世界不是固定的世界,而是“易”变化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从萌芽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灭亡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发展也不是单方面,单维度地发展,而是立体的,多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仅从某一方面出发而不顾及其余,不能只顾现在而不顾将来,只看到积极一面而看不到消极一面或者相反,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全盘把握整体情况,然后采取最合适的“中”的

解决方案,使自己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的控制位置。所谓“执中而行”,又不能没有主见、随波逐流,“中道而立”才能无往不胜,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中庸不等于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指没有或不表露自己独立的观点立场,而是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机械地、无原则拼凑在一起的哲学观点。而中庸意味着一种能力,它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积极地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方法,找出在当时特定时间内所能够想到的最佳解决方案。它不是机械地折衷,也不是有限意义的节制,中庸是一种积极的处事方式。遵循中庸的处事方式并不意味着避免献身于我们的原则或采取观望的态度,而折衷主义是一种消极推诿、不负责任的消极处世哲学。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反对折衷主义,认为它是对道德的破坏。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是折中主义,是败坏中庸之德的小人。

中庸是一种最高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标准。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无过无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儒家认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有一个适中之点,一切人的欲望,渴求的满足也有一个恰当的限度。人们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要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限,处理各种矛盾纠纷不能偏袒某一方,要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秉公而断。允执其中,这样,每个人就能够享受别人的尊重,在精神上,情感上就很健康,事业也会带来成功。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欲望都得到适当满足。这种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适度的“中”的原则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用得上的,是平常的,即“庸”。

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种不同利益的平衡点，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应当在立法上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公正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儒家对立法公正的理解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中庸之道表现在司法领域，则要求司法公正，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应该说，儒家的司法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中庸之道适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这种文化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中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逐渐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有一个核心观点：文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工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若干代人慎重选择的结果，不能骤然进行否定式变革。可见，这是一种相当克制和理性的文化观念，与孔子的文化观有相似之处，但与20世纪在中国流行的非理性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笔者认为，文化激进主义违反了中庸之道的文化观，也违反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庸之道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

庸之道”的立场出发，不赞成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制度安排，也反对统治阶级过度地剥削民众，因为这些都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有“庶、富、教”之言为证），因此我们不能将其所说的那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的途径而是强调让民众富起来）及反对统治者赋敛无度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又说：“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恒产”就是指稳定的收入或私有财产，“恒心”是指稳定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是说没有稳定的私产就不会有稳定的心态，而没有稳定的心态就会无所不为，从而损害社会的和谐。古希腊时期的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观点：中产阶级因为有稳定的物质财富，因而有稳定的心态，所以成为社会的稳定性力量。这与儒家观念也有相近之处。可见，较小的贫富差距、可靠的物质保障、稳定的心态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而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人口,进行着最空前规模的经济建设,正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有其现实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外部环境的和谐问题,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生态文明观念,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最佳选择。

儒家和谐思想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社会关系,倡导“爱人若爱其身”,提倡修己成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虽是成己之道,但也是“天下为公”之大道。儒家主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彼此和谐相处,在建立一种相互友爱的关系。为了体现这种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其强调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加之于别人。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成己成人,实现“人和”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儒学“成己成人”的处世态度在当今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批判继承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因素,调节和削弱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紧张。弘扬儒家群己和谐思想中尊重他人、尊重群体的观念,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弘扬儒家理想主义精神,汲取它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提高个人修养,从而自我调节和化解市场经济下各种利益矛盾,达成各个利益集团间的互惠、互利、互补、互助。调整和重建现代社会和谐友爱关系,重建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它将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智慧。儒家和谐思想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儒学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习俗、价值、制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