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之办学比较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之办学比较

刘明伟

摘要：

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但就是这样灾难深重的时期，中国人民却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奇迹——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并成为中国大学办学的典范。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中国西北部的也存在同样的一所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就要逊色许多，也很少为世人所论及。本文就二者作一简略的比较分析，给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比较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一、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的设立和发展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和发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一九三七年平津沦陷后，教育部组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七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正式上课，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宣布结束，共计八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且许多人今天还活跃在各学科领域。

（二）西北联大的设立和发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月底，天津沦陷。九月十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三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七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

从这两个学校的发展来看，西南联大较为稳定地存在九年之久，而西北联大从合到分不到一年时间。从这两所“联大”办学的成败，可以从侧面看出办大学成功与否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二、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的办学模式比较

（一）学校传统与学校发展。西南联大是由当时我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

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而成，这三所大学都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一六年经蔡元培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并建立起了完善的学科体制。国立清华大学是一九二八年在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始，就承接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山之石、自由活泼”、“厚德载物”。南开大学也有着优秀的思想——“公允公能、自强不息”。虽然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之时建立，但仍传承了这三所大学的优良的办学思想和现代大学精神。而西北联大却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北平大学也只是几个学院的松散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原本就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再加之建立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象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来。

（二）相对和平的环境是西南联大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南联大校址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昆明，抗日的战火基本没有大规模地影响到这里。尽管条件艰苦，但相对的和平环境也为西南联大的正常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机会。而西北联大所处的西北区域——陕西南部，虽不是抗日主战场，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不断围困也很难使学校得以安宁，同时又距离内战、抗战前线较近。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很难吸引来有学术成就的社会名流，师生也很难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和平的环境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完全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是不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现代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 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虽然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暇顾及西南联大具体的办学事宜，给西南联大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当时的西北联大所在地——西安、汉中等地距离解放区（延安）较近，国民党政府害怕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一再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最终在成立不久又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办学的根本，缺乏这种精神的“大学”，很难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大学。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

（四）大师云集和教授治校的制度。现代大学的精神除去自治之外，教授治校也是一项很重要的精神之一，但教授治校是以教授的卓越素质为前提。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西南联大校务主持人的梅贻琦常说：“大学者，非高楼大厦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校长只有礼贤下士，延聘学术大师，提携培育青年学者，给教师提供良好的治学条件，依靠教师，民主办学，才能把学校办出水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决策的制度，教授会实际上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精神，西南联大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大师。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还有朱自清、冯友兰、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训、陈岱孙、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穆、潘光旦等许多中国知识界响亮的名字。此外还有具有世界声誉的杨振宁、李政道……。西南联大不仅有名教授，而且这些教授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严谨认真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联大校歌）陈寅恪先生目疾近于失明仍执教不辍；钱穆先生在空袭警报频来中凭记忆写成了两卷本的《国史大纲》；还有闻一多先生蓄须以明抗日之志……。学生在教师辛勤教诲下，孜孜不倦地学习，获得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有资料统计：1955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选有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473人，西南联大师生当选的有11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

（五）中西结合、融汇东西文化是西南联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而短短数月的西北联大很难积蓄这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

（六）优秀的校长是西南联大成为后人推崇的另一重要因素。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相容合作的结晶。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校长间的合作也是重要一条，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鳞、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也并非就天然之合，但他们都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一方面发扬本校优势，另一方面也兼容其他学校的不同。在办学期间，三校长的民主作风更是充分调动了三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学校迁到昆明之后，身为西南联大校务主持人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遍访三校教授和教师以及学生职工代表，征询办学意见。不论是学校建设发展方案，还是各项重大决策以及涉及全校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举措，无一不是在广泛听取教职员工、特别是广大教师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教授会、校务会议决定。这些民主的办学思想和作风也是三位校长学贯中西的充分体现。蒋梦鳞、张伯苓、梅贻琦都是留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