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南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内藤在1907年到京都大学任教，1909年在讲授中国史时己初步提出唐宋变革论——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看法，其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唐宋变革说。再其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时期。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可是后来的事实，“唐宋變革”论保持沉默。

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邓广铭先生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张弓先生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指出：“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闪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步步人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

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涵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涵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三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

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到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

80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

从以上唐宋变革说的冲击和影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世纪之交以来，大多数研究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变革，多是从各自所需的角度截取唐宋变革论已有的一些结论性观点，纳人自己熟悉的理解体系，或者贴上“唐宋变革”的标签，而不是从范式的角度通盘审视和观察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究竟发生了何种性质的社会变革，因而不论对宋代社会的认识，还是观察变革的路径都还是众说纷纭，这也折射出目前宋史研究因缺乏理论而面临的一种困境。二是日美唐宋变革说本身存在着理论不严密、论证不充分而不完全适合宋代历史实际的缺陷，因而难以成为研究宋史的新理论范式。三是应当重新检视中国的唐宋变革范式，综合傅斯年以民族变迁为标准的分期、雷海宗的文化史观分期、陈寅恪的唐中期变革说、或者改造日本、美国的庸宋变革范式，像张广达先生提出从内藤湖南假说中得到启示，从而建立起能够阐释宋代历史发展趋势和“变”的特点的中国范式，这也许是今后宋史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2]王美雨.《隐居通议》校注[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