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40年代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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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战争制约下的文学

一、战争对文学的影响

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1937-1949）：八年抗战+三年多内战，一个动荡的、大转折时期。

这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思维方式、审美心态，促成战时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作家的写作心理、方式及题材、风格。即使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不自觉打上战时的烙印。

在不同的战争阶段，又有不同的时代审美倾向（审美标准也随时代变）：初期、相持、解放前都不一样。

二、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此时期特殊之处）

战时的地缘政治文化，制约了文学的发展、风貌。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实际上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战时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另外，还有1937（日占上海）-1941（珍珠港事件）年间，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

文学也因此而分流为四。它们在相对独立的状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身，各具特色，也因相互隔离而难以形成整体。共同点是：都受战争环境影响、都接续五四的新文学传统。

第二节主要文学思潮（1.5课时）

一、国统区文学思潮

国统区在全国所占面积最大，作家最多、流派也多，所以思潮、创作都较为活跃，更能代表40年代主潮。在不同阶段，文坛呈现不同的基调与面貌。

1、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文学的基调是：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文学活动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中心；

P278 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的联合：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成立，周恩来、孙科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等；

报告文学和通讯成为最热门的文学题材。

文学体裁小型化、轻型化了：速写化的小说、墙头诗、朗诵诗、传单诗、街头剧、活报剧风行一时，通俗易懂的宣传抗战的鼓词、唱本、小戏等唱主角；报告文学因时而繁荣，以至于所有文学体裁也都程度不同地报告文学化了。

缺点：强调了文学的战斗性、时代性、功利性、宣传性，丧失了文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作家过于兴奋，满足于廉价的感情发泄和传达政治立场。

2、第二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41皖南事变）

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正视现实中的黑暗；开始关注社会与个人。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强化，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个性化风格和多样化发展。

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的黑暗势力和解剖民族痼疾；同时在历史中发掘民族美德，寻找民族脊梁以作为现实的借鉴（萧红《呼兰河传》、曹禺《北京人》、郭沫若《屈原》）；再则，作家也开始面对自己，探寻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夏衍《春寒》、《法西斯细菌》）。

主要文学形式是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追求史诗格调（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四世同堂》），沉郁、凝重、博大的风格。

3、第三阶段（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丁西林《三块钱国币》、陈白尘《升官图》、宋之的《群猴》、钱钟书《围城》、张恨水《八十一梦》、袁水拍《马凡陀山歌》）同时，解放区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对本时期国统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前者推动着国统区的小说和诗歌创作迈向民族化和大众化，后者则分别对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和“九叶派”产生影响，显示出文学也在向世界化、现代化的潮流靠拢。

二、解放区文艺思潮

1、特点

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

与国统区创作沉郁凝重不同，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

七七事变后，许多作家从北平、上海来到延安、根据地，文艺运动蓬勃展开，成立许多剧团、文工团。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红色政权”下，政治翻身的农民要求文化翻身。农村文化活跃了，鼓舞了抗战斗志，涌现农民作家，用纯粹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作、演唱。——中国传统民间文艺与现代新文艺相互的补充推动。

在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方面，解放区文学主要是对新社会制度的赞美以及对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翻身解放了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角；较少揭露。

对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求。产生新文体：新评书体、新章回体、新歌剧（《白毛女》，将西方高雅艺术中国化、通俗化）、民歌体叙事诗（阮章竞《漳河水》、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最成功的：赵树理，糅传统与现代于一体。

解放区文学的片面性：强调配合与服务于政治，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通俗，忽视高雅；强调传统形式的继承，忽视手法的现代化。随着政治变迁和新中国成立，此形态扩展至全国，就产生狭隘、负面影响。

2、《讲话》

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

《讲话》是40年代延安整风的产物。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针对根据地文艺运动的状况和争论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后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服于政。团结教育人民，消灭打击敌人。

提出衡量文艺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了简单化、概念化。产生一种评价倾向：艺不好政好的成好作品；艺好的被称迷惑性强。当时合适，长期延续则导致作家不讲艺术，只讲政治不犯错。

（2）文艺的方向问题

《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然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服务。这就从根本上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毛认为文艺要大众化必须以工农兵为潜在读者，理论上说工农兵比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心灵不纯洁。这导致在大众学习和推崇中走向极端，简单化为与工农兵过一样的生活。

（1）《讲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但并非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讨论和认识，是一地位特殊超人的推广，人们的转变带有崇拜色彩；

（2）《讲话》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和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

（3）《讲话》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久之，得不到补充修改，成“文艺圣旨”，造成整个社会不重视知识分子。工农兵，并不能包括所有人民。

三、沦陷区和孤岛文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一部分留在上海租界这一类似“孤岛”的特殊环境中的作家，仍坚持写作，并利用各种艺术形式配合抗日救亡运动，史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戏剧最为活跃。（于伶的《夜上海》、阿英的《碧血花》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文学纳入沦陷区文学：还包括东北沦陷区（9.18后）、华北沦陷区（七七事变后）。

作家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艰难地创作：一部分作家在“乡土文学”的旗帜下描写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