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传统宗教

藏族传统宗教、哲学与伦理[编者按]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之一，以其庞大的思想体系、精深的义理底蕴、独特的修持方式、崇高的境界取向、多彩的文化价值驰誉海内外。

但长期以来，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详于历史传承的层面，而略于义理思想及文化价值的检讨，而后者恰恰是藏传佛教的精髓所在。

为了反映藏传佛教价值体系内的这些精髓和真谛，弘扬藏传佛教的基本精神，我们在本刊特辟“闪光的雪域智慧——论藏传佛教的思想与文化”的栏目，将邀请藏传佛教的有关专家学者为我们撰写特稿，以飨读者．有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初，著名藏传佛教专家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隆莲法师等即为本刊的前身《现代佛学》撰写过有关藏传佛教思想方面的文章。

特别是法尊法师为我们撰写的系列文章，在整个海内外佛教界、学术界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星转斗移，光阴荏苒，致力于藏传佛教思想文化研究的高僧大德和学者们，在藏传佛教这块肥沃的田地里经过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今天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成果虽然还不能全面深刻地反映藏传佛教博大精深的庐山真面貌，但它和五、六十年代藏传佛教的研究成果比，无论在资料占有、理论视角、内容透视等诸多方面要更上一层楼。

“祛除巫魅”和“理性化”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髓。

根据许多学者的诠释，他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也适应于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

当然，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各异，其发生、发展的阶段、类型、模式及表现则不尽相同，这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矛盾所在(1)。

韦伯所讲的理性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破除巫术的程度(2)，尤其注重的是新教怎样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减除巫术和迷信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伦理(3)。

韦伯的这一思想分开来讲，宗教的发展，是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理性的宗教演进的过程。

这里的非理性化宗教是指大量神秘的巫术力量和不可控制的因素起作用的宗教，这种宗教与伦理往往无涉或影响很少。

相反，理性宗教则摆脱神秘的、巫术的力量，使宗教伦理与世俗生活相结合，强调人为的可控性的因素 (4)。

即原则上不必再像野蛮人那样迷信神秘力量，不再诉诸巫术手段去支配或祈求神灵，在行动中采取基于价值理性的伦理行为。

这就是韦伯称之为“世界祛除巫魅”的基本思路 (5)。

藏族传统的宗教思想与文化哲学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一、万物有灵论——原始宗教长期以来藏族的远古历史隐伏于神话传说的迷雾之中，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

然而，四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这神话的迷雾和历史的积沉，使我们对藏族远古先民生活的历史有了较为真实的了解，可以从中寻找到藏族思想发端的根脉之所在。

（一）孕育藏族原始宗教的摇蓝在藏区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旧、中、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例如在西藏定日县的苏热区发现了旧石器遗址（共发现四十件石片和用石片做的刮削器及尖状器），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一万至五万年左右，它相当于人类发展史上的智人阶段，也就是原始社会民族萌芽的时期。

西藏林芝县发现了古代人骨，经初步鉴定，是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的人类遗骨。

在西藏昌都县卡若村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房屋遗址有三十多座，打制石器共六千多件，磨制石器五百余件，骨器数十件，陶器二万余片。

器种以罐、钵、盆为主，并且有彩陶、纹饰等。

装饰器有骨镯、石环、石珠及穿孔的贝壳等，农作物有粟米等，动物骨骼有马、牛、羊、猪等。

卡若文化是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科学鉴定，此遗址距今大约四千六百余年 (6)。

关于藏族的来源问题，自远古以来在藏族民间流传着自己的祖先由猕猴转变而来的“猕猴变人说”。

在西藏那曲县阿巴部落中流转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世界上最早时没有人，当时只有一个猴子和一个魔女，他们俩结亲之后，用木犁、木头来从事生产劳动，繁殖子孙，发展起来。

这些子孙彼此都是亲属，许多年以后，来了一个仙人，名叫长松，对人们说：你们以后每人都应当有自己不同的骨头来计算自己的亲属关系。

众人问：我们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怎么会有不同的骨头呢？仙人回答：我们身上的骨头可以全部分给你们，以后你们就可以把这些不同名的骨头分别算作自己的骨名，表示各自的血统关系。

”(7)这里主张用不同的骨头来计算和区分自己的亲属关系，表明此传说反映的是藏族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情况。

后来由这些猕猴变来的原始的藏族人分成了斯、木、桐、冬四种骨系，又说增加了查、楚二种骨系，谓之六种人。

” (8)他们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服，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而遍及于藏地。

对此种人，藏文史书形象地称作“食肉赤面人”(9)。

此时，这些部落尚处在早期的氏族阶段，氏族内部成员间平等相处，过着原始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才出现了吐蕃第一代赞普——聂墀赞普。

通过对考古发现、口碑传说和藏史记载三方面的资料分析，即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藏族人有自己悠久的历史，致少在五万年以前的人类童年时代，藏族先民就生活在青藏高原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创造史前文化。

早在距今近五千年的时候，西藏很多边远和腹心地区的藏族先民们就已步入了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的定居生活。

正如藏史名著《青史》中说的：“蕃这个地区，和印度一样，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地方，并且有人们在居住。

” (10) （二）藏族原始宗教的产生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能力也相应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随着藏族先民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处于原始、蒙昧、野蛮的藏族祖先，逐渐从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分化和独立出来，摆脱了动物的高级本能，确立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并把周围的事物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希望控制它们，支配它们，让它们来为自己服务。

卡若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兴起，磨制光滑的石器和骨器的使用，各种陶器的制作，璜、环、珠、项饰、镯、穿孔贝等装饰器的自觉加工，以及所刻纹饰的出现等等，这些都是藏族祖先的思维由朦胧的意向向自觉的意识转变的重要标志。

但是，由于这个时候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自然界处于人类控制之外，人变成了受制于自然界的奴隶。

人类的生存所系和生活所需，几乎无不仰赖于自然的恩赐和偶然的机遇。

此种情况，既是古代藏族人无知的反映，又是他们无知的原因。

在社会生产力和藏族人理智能力所达不到的地方，藏族人的想象力便长上了飞翔的羽翼，前来填补理智的空白，把这些支配日常生活的自然力和自然物，当成了超自然的、超人间的神物，成为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并且力图通过祭祀祈祷和奉献牺牲等活动去劝导、影响，甚至去控制这些力量，从而在高原上产生了原始宗教——苯教的胚芽。

苯教在它产生的初期形成了多种原始的宗教形式。

（三）藏族原始宗教的类型１ 对自然物的崇拜近代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明确提出了宗教起源于自然物崇拜说。

自然物崇拜的最大特点是将某种神性赋予了自然物体或者把自然物体人格化为精灵。

藏族的自然崇拜由来甚久。

原始苯教相信土有土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石有石神，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由鬼神在主宰，认为在地下面住着龙，这些龙最初的住所是河和湖，甚至是一些井，它们在水底下有家，守卫着秘密的财富；在树林和岩石中有“年”神，在地上有土主和可怕的瑟鬼。

龙也住在山尖上、坟堆上、树木上、冰川上。

有一首“赎罪诗”说：“龙王住在所有的河流中，年王住在所有的树上和岩石上，土主住在五种土中，人们说，那里就是土主、龙和年。

它们有什么眷属？带有长刺的帽子，细腰的蚂蚁，金色的青蛙，松蕊石色的蝌蚪，贻贝一样白的蝴蝶，这就是它们的眷属。

” (11)年神在山里和山谷里游荡，在石缝里、树林里、沟洫里做窝。

它们很容易被人们所冲犯，一旦冲犯了年神，它即会送来疾病和死亡。

鼠疫在西藏被称为“年病”，人们认为它是由年神招来的，传说年清塘拉山就是一尊大年神。

２ 图腾崇拜藏族远古社会再向前发展，形成了氏族和部落之后，便产生了图腾崇拜。

所谓的图腾崇拜，就是把某一种动物、植物或其它自然物作为一个氏族的共同祖先的信仰体系，信仰图腾物与人有着血缘关系。

这显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社会的反映。

藏族对龙的崇拜是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苯教中的龙神没有确切地说明究竟属于哪一类动物，只是说作为龙神类的动物有鱼、蛇、螃蟹、青蛙、蝌蚪等，不过苯教中被崇拜的龙神形象不是动物的原形，而是半动物半人的神物形象。

例如藏族苯教经典《十万龙经》中有人身蛇头、人身马头、人身狮头、人身熊头、人身虎头、人身龙头、人身鼠头、人身羊头、人身牛头、人身豹头、人身猪头、人身鹿头、人身孔雀头等图像的记载 (12)。

这些不同形状的龙神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带有蛇尾或鱼尾，这说明苯教说的龙是想象中的动物，它的基本形态是蛇或鱼，又兼有很多兽类及人的一些特点，它是由多种动物图腾结合而成，可能是在部落兼并、融合过程中，以某些崇拜蛇或鱼的氏族为主，又吸收其他氏族图腾的若干特征而形成的。

３ 鬼魂崇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藏族人思维能力的提高，宗教观念也日趋复杂起来，产生了肉体可以死亡、灵魂依然存在的观念。

在西藏新石器时代后期，已有葬墓及随葬习惯，在西藏林芝县的新石器时代的数座残墓中，死者头部朝西，脚向东，仰身直肢，很有规律 (13)。

这种葬法可能是认为西方是死者灵魂的归宿处。

在西藏朗县列山墓地发现，在一座墓的墓穴顶部东西方向的边缘有圆形的小孔与围墙相通，孔径五厘米，孔上面还盖有一个小石片 (14)。

这种现象直接反映了藏族人的灵魂崇拜的观念，即认为人们的灵魂是不死的，因此特设通道，以供死者的灵魂出入之用。

在藏族第一代藏王聂墀赞普时代的苯教思想中这种鬼神观念及其祭祀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藏文史书中记载：“聂墀赞普时的苯教认为人死以后转生为鬼和神，而鬼神死后也可以转生为人，因而承认有先世和后世。

”(15)挪威专治苯教的藏学家柯瓦尔耐对有关苯教“死”和“来世”的论述中也说明了这样的意思。

在他看来，“藏人相信有两个死人的地界：一个是人和动物过连续不断的安乐、富足生活的地界；另一个是黑暗、苦难的地界。

在人世周期结束时，那些曾在‘安乐地界’生活的人们便要复活，重新在这一世界里生活，然而通往‘安乐地界’的路是漫长而又充满险阻的。

” (16)这说明在藏族传统思想中把死后的归依处分为二种，即“幸福的地界”和“苦难的地界”。

死者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才能达到“幸福的地界”呢？古代藏人认为只有通过宗教的祭祀仪式和各类祭祀物品才是防范灵魂受到危害和威胁、将死者引向“安乐地界”的工具。

柯瓦尔耐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这些藏族传统宗教思想和佛教的关系。

他说：“这种仪式和一般的关于来世的信念的重要性由众多的古代文献得到证实，这些文献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仪典和起死回生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