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刚访谈录

林文刚访谈录

11-06-26 11:50:49林文刚来源：http://Figure/Ground.ca

罗利亚诺•拉隆（Laureano Ralon）采访，2011－4－16

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文

何道宽译，2011－5－15

导语

林文刚教授在美国新泽西州韦因的威廉•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执教，主持传播学的传播教育计划。他是第一位获得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的华人，是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5位发起人之一，任该学会副会长。他大力推动学会的组织发展工作，推进学会在国内外的发展，使之以分会的形式加入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这两个国际平台有助于推进媒介环境学会的学术研究，比如，在这两个国际学会的年会上，媒介环境学会都组织了专题讨论会。

他曾担任中华传播学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会长，兼任该学会国际和跨文化传播分会会长，及其亚太美洲分会会长等职务，目前的其他社会兼职有城市传播基金会董事。林文刚教授是《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的编者和作者，该书2006年获媒介环境学会刘易斯•芒福德杰出学术成就奖，已出简体字版（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繁体字版（何道宽译，巨流出版社，高雄，2010）、韩文版（李东侯译，首尔，2009）；韩文版2009年入选韩国科学院表彰的人文社科优秀图书。其他著作有《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承：文化身份的维持》、《我们的声音：文化、族裔身份和传播》、《世界卡拉OK研究：全球技术、地方歌声》等。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与他人合作出书，撰写章节。他与家人现居纽约曼哈顿。近年，他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研究都市饮食文化。

本文是2011年4月的一篇专访，内容围绕媒介环境学和媒介教育。记者是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的研究生罗利亚诺•拉隆（他熟悉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沃尔特•翁、约书亚•梅罗维兹等人的著作），文章已经由林文刚教授订正。文章起初发表在外观/背景网站（Figure/Ground）。拉隆所做的系列访谈约请若干领域的大学教授，围绕教育、技术和社会等问题展开，

旨在帮助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新教师成长。这个系列访谈的学者还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tein）、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1. 拉隆：你如何决定当大学教授？是有意识的选择吗？

林：我并未谋划当大学教授，可以说这样的“决定”是不请自来的，大概是20年前吧。来美之前，我是媒体制作人。本科第一年，我在一出广播剧里担任一角（当时在香港浸會大學主修传播，副修电影）。有一位自由制片人为一家澳门电台制作广播剧，每周一出。稍后，我在这个班子里兼任剧本撰稿人和录音师。我个人的兴趣在于，这些节目销售到世界各地包括纽约市的华人移民社群中。因此，我人未到美国时，声音已提前几年到了。在读本科时，我为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打工，其中之一是为香港政府的街头巡游制作的一台节目，我担任木偶师，这些木偶剧在大卡车上演出，内容是社会服务，比如“清洁香港”、“远离毒品”等。大学毕业以后的前几年，我是全职的自由电影制作人。

我走上学术生涯的道路既漫长又渐进，却也自然。我决定到纽约读硕时，心中想到的主要是更新媒介知识。多年的全职学习加上在媒体兼职使我疲惫不堪，我想要读点书，清理一下思想，拿学位并不是主要的追求，更像是休假几年，然后回香港重操旧业，拍电影。

我并未有意识地考虑当大学教授，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一选择“自然而然地”向我开放了。首先，在社会研究新型学院（The New School）攻读媒介研究时，有一些教授的授课引人入胜，激发了我的兴趣。彼得•哈拉托尼克（Peter Haratonik）是使我走上教学道路的引路人，他是媒介教学专业的负责人。十余年前，他接替约翰•卡尔金博士（Dr. John Culkin）负责这一专业；创建人卡尔金博士是耶稣会士、媒介教育家。20世纪60年代，卡尔金博士在福德姆大学执教时，成功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姆大学讲学。回想起来，由于我有幸在此受业于这些很棒的教授（彼得的研究生保罗•莱文森也是我的老师），我觉得很喜欢他们那样的生活：学术界知识分子的生活。

同样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学的媒介理论引起我的兴趣。这些理论使我以新的视角去理解我过去在媒介产业里从事的工作，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我个人成长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理论使我能更好地理解我的母亲，她是偏重口语的人，以那种方式与我交流。“代沟是一种媒介环境现象。”我记得多年前就曾经不知不觉间自言自语，不经意间把心里想的话说出口。这一新发现使我能更好地与母亲交流。这时学到的许多媒介理论和理念，正是我多年研究和论述的媒介环境学。

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却在我教学相长的路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在香港求学时的一位教授叫我每天至少读3小时的书。记得刚到新型学院读硕时的第一周，我每天花6个小时读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的《人有人的用处》（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那是彼得第一周布置的作业。我担心我的“媒介理论基础”课不能过关。我的英语还不够好，难以理解维纳整合许多学科的许多理念。

但一个星期以后，结果出来了：我是读完这本书的少数几个学生之一，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课堂讨论以后，其中的一些思想更清楚、更有趣了。至今我记得，那是我读硕期间最令人满意的经历之一。虽然许多媒介、文化和人类境遇的理念云里雾里，理解和消化起来极其困难，但每当脑子一亮、豁然开朗时，我又感到非常满意，这比过去的工作更有成就感，那种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仅仅是为了让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不得不用第二语言去读那些书，谈论那些理论和理念，所以不得不加倍用功。有趣的是，这样的过程有助于我将学术著作和和谈论的话语“视像化”，以求充分理解其中的“叙事”。我过去和现在都有意识地弄清口笔语的结构或形式，以求理解其中的“内容”。我感悟到，尼尔•波斯曼教授等作家“平易”的文风对我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学习过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仅就文风而言，许多人也会同意，波斯曼有一支神来之笔。

在新型学院读硕的过程既艰苦又愉快。我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澄清那些思想，如何与更多人分享那些思想。回想起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闯进了教学领域。读硕的第二年，彼得和保罗与我交谈，鼓励我到纽约大学去读博，学媒介环境学。我记不清那些谈话的细节了，但我当即决定拜访尼尔，了解他那个博士点的情况。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历史吧。

2. 拉隆：约书亚•梅罗维兹在《地域感的消失》（No Sense of Place）里说，媒介一变，情景和角色随之改变。以你的经验看，大学教授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林：你的问题触及教学的许多方面。我想我只能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我读本科时，我们的教材主要是印刷材料（如书籍、文章和“讲义”），也用一些视听材料（如老师视为经典的电影），还自己动手制作一些材料（如影视短片、广播剧、学生报）。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多媒体软件包或电子数据库。老师鼓励我们做一些研究（尤其在高年级），他们就是许多教材的守门人，控制我们必读书的质量，我们的任务就是阅读和学好那些“好东西”。

让我给你提供一点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我在香港读本科时，课堂教学或多或少是单向的教学过程。老师灌输信息和知识，学生做笔记、不大提问，师生没有多少互动。在那样的文化语境中，学生不提问，不发表不同于教授的意见。

如今的课堂上装备了媒介技术，增加了教学的互动，过去的条件不能与今天相比。如今，个人电脑普及，电讯资源丰富，学生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和手机用户享受的服务。教育界的老师们都意识到并面对着这样的挑战。一个大问题是，教授们不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