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心理学期末论文

灾难事件报道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很多灾难，如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汶川地震等等。媒体拥有的权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以及参与权。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媒体要发挥的作用分为两种，其一是真实报道事件，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缓解公众紧张情绪；其二是宣传引导，用理性思维进行客观报道，把握舆论焦点，正确引导舆论，帮助普通大众进行理性分析，提供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培养独立判断的意识，使公众有一个理性的心态，避免虚假信息在公众中造成恐慌心理，架设起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一、灾难性报道存在的问题

但是近年来，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我国媒介存在很多问题。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媒体存在的问题分为四种，第一是人文关怀缺乏。他们为了获得独家新闻，不顾被访者的感受，故意用伤害性、刺激性的语言提问题，并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把他们的痛苦呈现大众面前，给被访者带来身心上的伤害。如，在汶川地震，一名女民警失去了父母和女儿。记者问她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还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拼命工作。更离谱的是，最后问道，你在救助这些人的时候，看到老人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女民警被问得悲伤得说不出话来而离开帐篷。总的来说，这名记者应该受到大力谴责，报道时，严重缺乏人文关怀，没有照顾到那些人们的感受，这是一种冷血的行为。此外，弱势群体成为新闻报道的“常客”，他们身上的事迹容易得到受众的注意，从而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他们采访弱势群体时，缺乏平等观念，用高高在上的口吻数落那些弱势群体，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第二是报道同质化，报道的内容不外乎是死伤数目、灾区的救援情况、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工作、所谓专家的原因分析以及对策、灾难后的环境状况等等，一定程度上会削减受众的关注欲望。此外，读者对于这写灾难性报道存在麻木现象，有厚彼薄此之作风。例如长江黄河这些河流发生水灾时，媒介大力报道，而对于2013年暑假韶关发生的水灾，媒体只是敷衍报道应付，告诉受众们韶关发生水灾这件事罢了。

第三是损害被访者的权利，主要体现在没有保护好那些人们的隐私权。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媒体将肢残的身体（即便已经死去）过度暴露在公众视线中，忽

视死难者的身体尊严；用特写镜头记录死难者亲属极度悲伤的情绪表情，漠视死难者亲属的精神尊严；随意披露灾难中个人医疗记录和财务数据，不当披露个人信息资料；公布未成年人的照片、姓名、所在学校、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第四种就是媒体失语，不尊重受众的知情权。以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为例。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受众最想知道的是灾难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以及救援情况等。《人民日报》却对这些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与概括，没有做到尊重受众的知情权。报道内容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以及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民，带领他们战胜灾难，居然把焦点放在领导身上而不是受灾群体上。这样的报道，作为非灾民的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寒心，那些受灾群体看到这样的报道，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二、灾难性报道存在问题的原因

灾难事件报道存在的问题，破坏媒介的公信力之余，还会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带来伤害，给政府的工作带来困扰。而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可以利用新闻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解释。

第一，新闻真实和受众的求真心理存在误读。受众需要新闻最重要的原因是新闻能够提供有一定时空环境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新闻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够满足受众的求真心理需求。但是正因为追求新闻的真实性，采访者进行挖掘式提问，反复要求受害者回忆灾难发生时的痛苦经历与感受，没有保护好那些受害者的隐私资料，在采访报道中就显得缺乏人情味与人文关怀了。

第二、媒体的角色冲突。在我国，媒体具有两个角色，一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当党的喉舌，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因而，媒体传统上把自己当作揭示和传播真相的社会守望者。受众是媒体的消费者，媒体为受众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满足受众对新闻的欲知需求；激发受众产生某种情感情绪；推送受众的行为。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媒体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会忽略对受众的服务，不惜隐瞒事实真相，造成失语现象。二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媒体进入市场经济，自负盈亏，竞争剧烈。媒体为了生存和获得经济效益，在具体操作中，重点放在后者，忽视了前者，不择手段，追求报道效果，对灾难事件进行夸张的报道，极力渲染灾难

的悲惨情状。

第三、媒体工作者的动机不正。动机是发动行为使其达到某种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曰内驱力。动机有正当与否之分。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如果他报道新闻的动机仅是为了谋取个人名利，见报、出名心切，不择手段，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与职业精神抛于脑后，那么他的动机就会迫使他损害公众利益，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第四、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在媒体工作中，媒体的领导在奖惩方面主要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即以金钱来刺激下属的工作积极性，用惩罚来对付下属工作的“懒怠作为”，否定了人的主人翁意识，重物不重人，只关心工作效率，从而造成灾难性事件报道上有言过其实，给自身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为了防止这些问题再现，媒体管理机构应该结合本媒体的特点和工作者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思想工作管理和奖惩制度。媒体工作者在采访报道灾难事件时，要把握好真实性和受众求真心理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角色冲突带来的消极作用，同时，还要加强自身素质，树立正确的采访报道动机。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在采访报道灾难性事件，既做到人文关怀，也做到了客观报道；既尊重到受众的知情权，也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才是一个受众拥护和政府支持的好媒体，这样的灾难性报道才会是每一个人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