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傅雷教案

大学语文课程教案

一、作者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等。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後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二、傅雷小传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批评家。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同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族中长者因其出生时哭声震天而取名傅雷，以怒安为字，别号怒庵。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1966年9月傅雷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2008年4月22日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首次公开了傅雷先生的100多件译著手稿和家书。能够看到傅雷用毛笔手书的英文家信长卷。文汇报的报道标题是傅雷百年诞辰，为人刚直不阿，治学一丝不苟，对傅雷先生一生的评价除了上述两点外，还应加上多艺兼通、卓见精深。傅雷一生的重要成就涉足文学、美术、音乐多门艺术领域，并且他在这些领域中所达到的深度是罕见的。

在文学方面，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

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在美术领域，出版《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用他优美细腻的笔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最伟大的画家与雕塑家，同时他还是最早对国画大师黄宾虹的艺术创作进行高度评价的美术批评家，是傅雷发现了黄宾虹这位国画大师。在音乐领域，培养出国际知名钢琴家傅聪，在《傅雷家书》中撰写了大量音乐欣赏文字。三、文章解读

《纪念傅雷》一文是傅雷于“文革”期间自杀二十年后，施蜇存对友人的一篇纪念散文。施蜇存以上世纪30年代的心里分析小说实验著名，译有欧洲文学名著多种，特别是东欧文学作品。而小他三岁的傅雷一生译有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文学论文，以及散文集《傅雷家书》。两人在作文为人上有一个共同点是个性鲜明，坚执己见，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致在动荡年代被边缘化，乃至失去生命。这两个人，一个大磁场面对着另一个大磁场，理应触碰出一些非凡的火花，而这篇纪念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深入浅出，却似明清小品文一般，简洁得只是传神会意，无疑浸透着一些“过来人”的痛楚而平淡的历史记忆。

挚爱的友人或亲人逝世二十年，其间世事纷杂，感慨万千，如何下笔是个大问题。施蜇存选择了这样倒叙句：“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一时间优先呈现的话语首先容易让人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开头，傅雷不能与马克思相比，不能精确到几点几刻，但他逝世至少拥有一个明确的年月日，而且这个年月日的主要功能实际是交代他逝世的年代背景，那个“文革”正式发动的一年，那个“五·一六通知”，那个“知识分子受难日”。在此时间段里，那些曾被定位“右派分子”、“黑五类”的众多作家艺术家，面临着更大的身心煎熬和生活动荡，邓拓、老舍、傅雷等人于“文革”之初就不幸被迫害而死，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看来无疑是兔死狐悲、岌岌可危。这句话的设置也比较巧妙，“今年今天”，将前后二十年连接起来，过渡到此刻提笔的犹疑心情，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组接一起，不觉让人感觉时光倒流、影像交叠、心态老化。

紧接着又是一段一石二鸟的话：“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第一层意思，用传统的话，叫睹物思人，思念是纪念的感情基础，如归有光《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亭亭如盖矣”，多么真切感人。第二层意思，交代傅雷的主要文化成就和贡献，他的人生事业所达到的高度，是值得我们“高山仰止”的。归有光的妻子是个传统妇女，能留下一棵树已经是不错了，而傅雷是现代著名翻译家和学者，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大部头的书，这正是“一介书生”的本色，是其自然生命转化和延续的重要形式。下面一句“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也是别有用心。杨柳是古人惜别亲友的自然表征，黄花则是秋天的花，生命灿烂的花，生命肃穆的花，所谓“一瓣心香祭故人”。马克思走在春天，傅雷走在秋天，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的时节。而默对“二字，正是心灵的沟通，洞察苍苍历史与人生的无言，显示作者对傅雷之死的情感是内敛的，冷静的，惟其如此，才见真知。不是知识的知，而是知己的知。

接下来重点记述作者与傅雷的交往史，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简笔勾勒，由傅雷与滕固吵架、潜心译书教子、傅雷与作者翻译观的差别、“右派”时期的相互隔绝、摘“帽子”后的兴趣差别、“文革”之初的突然自杀等六个情节片段组成，突出刻画了傅雷的“怒”。一是在昆明与滕固吵架，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二是傅雷与作者关于翻译方法和黄宾虹作品的两次争论，直接批评作者这样的朋友，堪称“铮友”；三是“文革”之初不堪凌辱，以死抗争，“士可杀不可辱”。一个“怒”字，就是傅雷的个性追求，是他的文化人格（他自号“怒庵”，有别于其他文学家的“庸庵”、“晦庵”、“知堂”等）也是全篇的“神”，傅雷的文学翻译讲求传神，施蜇存写给他的纪念文章就传他的神，这是心灵的契合，对亡者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