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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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刘晓琴

蔡元培，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京都，南下从事教育，”①借学堂之地鼓吹革命，为推翻满清统治培养革命人才。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主持、起草、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初步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但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教育的实质性改造无法进行下去，蔡元培仅任职六个月，就退出了内阁。一九一七年他接受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将他的教育思想局部地付诸实践。应该指出：与辛亥革命时期不同，五四时期，蔡元培的主导思想是“教育救国”，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建成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管如此，他以北大为阵地，在教育界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教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蔡元培把封建的北大改造成我国第一所近代资产阶级高等学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北京大学由清末戊戌变法时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保留着极浓厚的封建教育传统。教授多是“老八股”、“洋进士”，学生大都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②学生在校便结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捞个一官半职。而在课堂、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③斗雀牌，捧坤角，有钱的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是妓院的好主顾。时有“两院一堂”、“探艳团”之称，北大当时的腐败可想而知了。

为了革除科举时代的劣根性，把北大办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高等学府。蔡元培到任后“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④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

蔡元培听医专校长汤尔和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他“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⑤当时陈独秀寓居北京，蔡元培要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办，于是陈独秀慨然应允，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夏元瑮原任理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⑥

改革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做起，来打破北大的旧习惯。文科变动最大。文科原是桐城派文人占尽优势，继陈独秀之后，胡适、刘半农，鲁迅等也到北大文科任教。旧教员中有革新思想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继续延聘留任，新派力量壮大起来。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受聘为图书部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齐集北大。《新青年》原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主办，搬到北京后，北大革新派人物都参加了编辑工作。陈独秀与李大创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在北大，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改造北大，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他深深懂得各种不同学术思想争鸣对于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在坚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他不仅引进了一批赞同革新，学术水平较高的理、法科教员如李四光、任颜光、李书华、陈启修、马寅初等，而且也任用思想顽固守旧，但学诣较深的文人如：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反对白话文的黄侃等。被蔡元培破格请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在北大发起孔子研究会。旧派人物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

中国古有之学术”为宗旨，与《新青年》对垒。这时的北大，众家林立，人才荟萃，不同学术派别竞相发展，学术争鸣的空气十分浓厚，探求学问的风气无形中形成了。

蔡元培从发展学生个性入手，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主动精神。他强调“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主动”，⑦主张“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⑧这是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在教育上的充分体现。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选科制与学分制。学生以本系课程为主，有余力可选习相关学科或本人感兴趣的学科；本科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学生有了充分发挥特长的自由。蔡校长还亲自敦促各系成立学会，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办得较有声色的有“哲学会”、“新闻研究会”、“雄辩会”等，把学生的兴趣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为了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整顿扩充图书馆、实验室；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到校讲演；兴办学报；创办研究所等等。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倡导美育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他通过美育的施实来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蔡元培在北大积极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⑨他还亲自主持“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议员相砥砺，校内参加的人很多。美育的提倡，不但使师生在课外有了活泼健康的娱乐活动，而且也注意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于北大校风的转变有很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呼吁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蔡元培则将其体现在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上。他在北大主持设立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系成立教授会，负责本系教学工作。在学生中推行学生自治，并允许二十岁以上的学生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总之，经过改革，北大成为我国第一所资产阶级高等学府。学术研究的大力提倡，学生主动性的启迪，激发起青年们勇敢进取，追求真理的精神。浑浑噩噩，抱残守缺的旧学子，变成了思想敏锐，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青年。他们的民主觉悟与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许多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纷纷出现。一九一八年北京学生在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爱国政治斗争中，以北大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北大文科学生付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新潮》发表白话文，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与《新青年》相呼应。五四前夕，邓康、廖书仓等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走向市井街头，向群众宣传通俗的民主知识和爱国道理，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⑩许多外省青年也慕名到北大旁听，求学，受了新思潮的激荡，回到家乡建社团，办杂志，鼓吹新文化运动。这样，原来由陈独秀登少数人开始倡导的新文化，变成了有一批教授推动，而又得到大批青年学生热烈拥护的广泛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月四日火烧赵家楼，被捕的三十二人中有二十人是北大学生。五四时期曾在北大就学的顾颉刚说。“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一九一九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11）难怪司法部长朱深认为：“诸君不可视蔡元培晋京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12）

二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客观上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