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诗性救赎及其理论局限性试析_兼谈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

2011．07

LAN ZHOU XUE KAN

■美学

海德格尔的诗性救赎及其理论局限性试析

———兼谈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

韦拴喜杨恩寰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2．辽宁大学哲学系，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在技术统治一切的贫困时代，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艺术和诗对存在的本真道，说来重建人类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指明一条返乡之途。诗性救赎为沉沦于技术时代之困境，渴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类，构建起了一个心灵和精神的栖居地。然而，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救世策略，诗性救赎的审美乌托邦性质和神秘主义色彩也显露无遗。社会历史性维度的缺失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注定了诗性语言难以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艺术和诗也无法真正担当救赎的时代重任。就其根本而言，只有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活动，始终才是人类通达诗意栖居之家园的切实可行之途径。

［关键词］诗；语言；艺术；诗意地栖居；诗性救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1）07－0017－06［收稿日期］2011－03－08［作者简介］韦拴喜，男，陕西陇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当代美学；杨恩寰，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原理、西方美学。

一、引言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学界就成为显学。仅海氏诗学的研究资料便已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诸多研究让我们不但对海氏诗学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把握，而且促使我们在中西互动的基础上对本民族的美学思想进行追问和反思。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众多研究资料所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过分夸大海氏诗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尝试性的批判研究见之过少。固然，海氏以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挑战和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以艺术和诗引导无家可归的现代人类踏上返乡之途等思想奠定了他在西方思想史和美学史上无以替代的地位。但正如任何良药都不可能包治百病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也难免有其局限性。海氏思想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仍需时日的验证，对其评析也应该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而不能不顾及民族文化的独特背景，对其一味的夸大。基于此，我们对国内学界已过多讨论的海氏诗学的积极意义暂且存而不论，而是试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视域，对海氏诗学的局限性做一尝试性的批判研究。以实践美学作为评价尺度，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此作为评判标准是否合理？二是即使合理，作为一家之言，这种评析是否具有牵强附会、求全责备之嫌？我们知道，但凡人文学科离不开价值判断，只要判断就必然会表现出或偏或倚的价值立场，绝对的客观和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正如新实用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代表人物舒斯特曼所言：“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价值中立，因为甚至一个简单的词也表达出价值倾向”［1］。况且客观而言，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认同和不认同什么样的理论和观点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尝试性地批判研究就绝非是徒劳无益的。

二、海德格尔的诗性救赎述略

海氏关于艺术和诗的思考是在其基础存在论视域内完成的。他力图揭示出诗性道说（语言）与存在之间的一种本源性关联，从而以诗性语言超越技术语言，以诗性之思取代形而上学之思，以诗的本真性对抗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并通过诗与思的对话及共属，将天地人神聚为一体、和谐共存，终而使人达到诗意地栖居之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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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性救赎的理论前提：诗性道说与存在的一体性

海氏认为，在诗性语言中，语言与存在是同一的：语言既是存在本身又是存在之表现。它以命名的方式召唤出世界万物，使存在者之存在由遮蔽状态走向澄明之境。然而，在海氏称之为不思的时代里，人和物都被技术的“座架”本质所统治，技术需要成了人掌握世界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语言的技术化、形式化和符号化也是在所难免。

语言技术化的结果是语言为理性逻辑所限定，语言的诗性被凝固。因此，海氏要对这种理性主义、工具主义的语言观进行批判，使语言回到本真的诗化状态，以便使人在对诗性语言的聆听与应和中实现诗意地栖居。海氏通过词源学的考察，确立了语言之于存在和思想的根本规定性，并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2］（P2）海氏认为，语言的本性在于存在的道说。道说并非语言说人，也不是人说语言，语言不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人也不是语言的拥护者和主宰者，而只是接受和顺应语言之要求，聆听和回应语言之召唤，从沉沦状态回归本真生存。

那么，人如何才能切近真正的语言，受其召唤和引导，踏上返乡之途呢？“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2］（P263），这便是海氏所设定的通向语言的道路。在这个“道路公式”中，第一个语言意指语言之说，第二个语言意指语言自身，第三个语言意指人之说。这个公式揭示出“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2］（P253）所谓“道说”，海氏的解释是：“‘道说’意味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2］（P251）“道说乃是把一切闪现嵌合起来的显示之聚集，此种自身多样的显示处处被显示者持留于其本身。”［2］（P257）这即是说，道说作为本真的言说，是通达语言自身的一条“大道”。“因为作为显示着的道说的语言本质居于大道中，而大道赋予我们人以一种泰然任之于虚怀倾听的态度，所以使道说达乎语言的开辟道路的运动才向我们开启了那些小径———我们藉以沉思根本性的通向语言之路的小径。”［2］（P263）依此而论，语言向其本真性、诗意性的状态回归，也为聆听和应合语言之召唤的此在开启了一条通往存在之澄明，真理之敞开，自由之显现的返乡大道。由此可见，诗性道说和存在之间的契合是本源意义上的，而从本源上揭示诗性道说和存在之间的一体性关联，则为海氏诗性救赎的展开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二）诗性救赎的实现途径：诗与思的对话及共属

在海氏那里，诗与思是“大道”意义上的语言之说发生为人之说，也即人之说应和语言之说的两种本真的或突出的方式。关于诗，海氏说：“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3］（P59）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而是使存在得以敞开，“真理”得以“创建”的活动。据此，海氏认为，“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3］（P65）。这就是说，艺术将自行涌现的存在者从遮蔽状态“带上前来”，让存在者之存在（无蔽、真理）得以显现。基于此，海氏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因为“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那是让万物进入敞开领域的道说。”［4］（P47）诗以语言的方式对存在进行创建性命名，召唤并聚集万物，将终有一死者置于天地人神的四重统一体中，从而为我们建立起一个诗意栖居的世界。

关于思，海氏认为，自柏拉图的“理念”以降，中经笛卡儿的“我思”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直至尼采的“作为永恒轮回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之思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而本真之思却一步步被遮蔽。基于此，海氏要“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5］（P89）。他将希望寄托于思之生存态度的转变：一是“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6］（P1239），即“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二是“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即“对在技术世界中的隐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6］（P1240）。这两种思不是形而上学之思，也非逻辑算计之思，而是相关于存在的诗性之思。它们或可引导和召唤人类在技术时代所遭遇的困境中，寻找到解救之希望，获得一种根基持存性，从而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之上。

“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道说而来相互归属，这种道说已经把自身允诺给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的思想。”［2］（P270）诗以语词化的方式确立思者之所思，思以聆听应和的方式召唤被语词化者。诗与思以不同的方式源于存在（语言）又达于存在（语言）。唯有通过诗与思的对话，也即将诗还原为对存在的诗性言说，使思回归到对存在的诗性之思，才能为人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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