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李星 10094021

[摘要]社会经济地位是根据个体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健康、认知发展、情绪适应和行为问题等产生消极影响。了解中介过程模式、调节模式两种解释机制，便于我们理解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政府和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以促进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发展；中介模式；调节模式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是人类社会竞争与斗争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极端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仅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

在当今世界，随着一些群体和个人财富、权力的快速积累，在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有快速扩大的趋势。而在我国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贫富差异、城乡差异扩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加之社会分配和调节制度不完善，使社会经济地位不利儿童陷入“低社会经济地位导致低教育水平，低教育水平导致低收入，低收入导致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怪圈。为改善这一现状，本文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试图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和解决措施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和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是一个建立在收入、教育、职业等基础上，衡量个人或家庭所处的与其他群体相对而言的经济和社会位置的综合性指标。

虽然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但它通常由三个基本变量构成：收入、教育和职业。财富会在某些研究中作为第四个变量指标来测量个人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奖金、租金、养老金等一切现金所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收入要在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两个水平上进行考察。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大，在西部地区4万元人民币属于高收入群体，但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笔收入刚够解决日常生活开支。教育程度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最后也是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程度对收入有普遍的预测性。职业地位的测量相对于前面两者较为复杂，在社会中，声望视为权力的特殊形式和社会优越性的体现，如贵族。同样，职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职业角色和模式的文化背景和体系。一般而言，公务员、医生、工程师、教师等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而民工、保洁员、小时工等则是职业声望低的人群。研究者出于研究的目的，有时也会用财富来衡量经济地位。财富是指经济上的固定资产、储蓄等，往往是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和积累的，如房产、古董收藏等。

在国外，因测量目的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还可划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上述传统的指标测量，社区经济地位用居民完成某种教育程度、达到某种教育水平和从人事级别、职业的人口比例来计算。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用该校中处于规定贫困线水平享受减价或免费午餐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目前国内学者多以家庭水平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

另外，社会经济地位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性质，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Objective Social Status ，简称OSS）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简称SSS）。OSS通常用上述传统指标来测量；SSS是个体对自己在地位顺序中所处位置的信念，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Goodman等（2001）开发的Mac Arthur主观社会地位量表，可以测量儿童青少年在社会阶梯与社区阶梯上的排名。

在家庭SES资料的报告者来看，父母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但为了研究方便，研究者常采用儿童青少年报告的家庭SES资料，这样会出现较多的缺失值和无效数据。更严重的是，数据的缺失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拥有更严重社会经济剥夺背景的青少年无回应水平可能更高。为了避免这类问题，Gurries等（1997）开发了家庭富足量表（FAS），要求被试报告他们熟悉的事情，比如“你拥有属于自己的卧室吗”“你家有几台电脑”“你家是否拥有一辆小汽车、有篷货车或卡车”以及“过去12个月里，你与家人一起旅游的次数”等，以此作为家庭财富测量。Warble等（2002）后来也开发了类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由于不同国家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国内研究也应针对我国国情开发SES的测评项目。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身体健康受损、认知发展滞后、易出现社会情感问题和易产生反社会行为等。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流行病学中最惊人、最深刻的发现之一是，SES较低个体的健康状况比SES较高的个体差。而且SES与健康的关系存在一个梯度：不仅穷人比富人的健康状况差，相反SES每增加一步，伴随的健康收益都有所增加。SES较低的儿童更有可能经历子宫里生长延迟和精神性行为发展不充分，他们更可能早产，而且往往体重偏轻，或容易窒息，或出生时有缺陷，有胎儿酒精性中毒症，携带艾滋病毒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不良的营养状况，护理不周和药物滥用引起的。童年期，低SES与许多疾病联系在一起，如缺铁、铅中毒、蛀牙、发育缓慢等。与非贫困儿童相比，贫困儿童在出生时体重不足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7倍，铅中毒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5倍，儿童死亡率是前者的1.7倍，短期住院率是前者的2.0倍。童年期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后的大量健康问题相关联，即使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上升也不能缓和和逆转这种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儿童期低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人的死亡率和患有抑郁症的概率也有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不断增加的健康问题有关，但人们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人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期的健康问题有时存在相反的联系。例如，出身富裕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过敏和近视现象。因此，社会地位不一定牵扯所有的疾病，低收入的影响取决于贫困持续的时间和贫困发生时儿童的年龄。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

SES与儿童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它可以影响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学业成就和辍学率等。与住在富裕家庭或社区的儿童相比，低收入儿童在毕保德图画词汇测验上的得分更低。SES 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在IQ测验的得分上。Kennedy及其同事以居住在美国南部的1~6年级非洲裔美国儿童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IQ平均值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IQ平均值高出25个评分点。一项对1990~2000年有关SES于儿童学业成就关系的元分析表明，SES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中度到高度的相关：儿童的SES越低，其学业成绩表现就越差。与高SES儿童相比，低SES儿童留级率和高中退学率是前者的2.0倍，学习失能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4倍。

（三）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情绪适应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有负面作用，包括同伴关系受损、低自尊以及其他内在问题。从同伴关系来看，SES较低的儿童比SES较高儿童更少参加放学后和户外休闲活动中的游戏。对贫困儿童同伴关系的定性研究发现，贫困儿童比同伴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感受—缺陷、尴尬、伤害、被捉弄等。他们把社会资源匮乏化为剥夺感，认同自己是“贫困团体”的一员，而这正是一种社会隔离的现象。

从社区和学校水平的SES测量来看，社区SES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存在负向联系，往往在低SES社区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Pi ko等（2001）发现，以父母职业作为SES 测量指标，并不能显著预测匈牙利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健康，反而用自己评估的SES为主观SES变量，能够很好地预测青少年心理社会的健康。Chen等（2006）的发现证明，社区、家庭SES能够测出消极的心理特征与敌意和歧视等体验，而主观SES可以预测积极的心理特征。

（四）社会经济地位和行为问题的关系

儿童行为问题通常表现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品行不良、物质滥用、青少年怀孕以及反社会行为等。低SES几乎与所有行为相关联。普通儿童行为问题流行率为3~6%之间，而低SES儿童达到30%，远高于前者。在求助于临床分析的6~17岁儿童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和教师报告的攻击性和犯罪相联系。但也有人提出对立的意见，这些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对心理失常的诊断带来了负面影响，即使低SES儿童表现出和其他群体中的人一样的症状，他们也更容易被认为患有心理疾病。从物质滥用的角度看，酒精消费在高SES青少年中较少，而酒精滥用和成瘾与低SES相关。

三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