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小说@语言艺术风格@京味文学

邓友梅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和京味
文学
文学院01-３于文夫
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论述邓友梅的作品和对同类作家小说作品的艺术风格解读，对其以及同类作家的语言风格加以整合。

并探讨京味文学发生发展的情状。

关键词：京味文化市井北京地方话
邓友梅，山东省平原县邓庄人（原张士府乡）。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外联部部长，国际笔会会员。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生于天津，八岁随失业的父亲回到了故乡，一九四三年即参加了八路军，当交通员。

后因精兵简政回天津，被一家日本工厂骗往日本山口县一个化工厂当劳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厂停产，他才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重新参加了八路军，先当了几个月的通讯员，又打入伪据点担任过情报员，此后便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并开始学写演唱材
料。

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后，在新华社一个军队分社当见习记者。

全国解放后，调北京文联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同年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在思想和写作技巧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一九五五年结业后，为了长期深入生活，到一个建筑公司作基层领导工作。

一九六二，调到鞍山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小说《在悬崖上》，从此，在我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邓友梅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彻底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加焕发了青春，迸发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

他写的《我们的军长》和《话说陶然亭》分别获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 O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之后，他由短篇转向中篇创作，迄今已写出十多部中篇，其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获《文艺报》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 O 年中篇小说二等奖（改编后被搬上银幕）；《那五》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寻访“画儿韩”》和《烟壶》等作品也博得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在全国影响很大。

邓友梅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语言功力深厚，脍炙人口。

邓友梅之被称之为当代文坛＂大家＂，自然得力于他的京味儿系列作品．
应该说，一个作家拥有自己的＂地盘＂，或者说是＂自留地＂，是他成熟了的标志．这方面，如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但是，＂自留地＂也有大小以及深与广度的不同的．这方面，邓友梅自然不如他的
两位前辈老舍和沈从文。

但是，邓友梅与刘心武，陈建功等人在当代文学继续了从现代以来的京味文学的精华，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是他们对文坛的一大贡献。

甚么是京味文学呢？ 1 .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
2 .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 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
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

北京最初发端于琉璃河（“北京人”的故乡），之后为都城，为辽代京都时称“南京”，拥有 30 万人口；为金代京都时称中都，以北海太液池为中心；为元代京都时称“大都”，以积水潭为中心；明代永乐 18 年，永乐皇帝带来能工巧匠 3 万人，按汉代建制建立了北京城；到清代，北京更是成为南北交融的流汇中心。

明代嘉靖皇帝提出了要有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即“官话”，也就是北京话。

赵大年认为，北京语言得天独厚，历史上五、六次的民族融合，使这种帝都语言成熟文雅。

北京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博大精深的京味儿文化，它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四个部分组成，而这些文化也是由历代各地的文化精英在京城汇聚、创造出来的。

赵大年认为，京味儿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集中和代表。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北京人养成了“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自由”的文化个性。

在北京，既有宫廷，又有很发达的平民意识，从语言的应用上可见一斑。

比如什么人都可称“爷”——上至“万岁爷”，下至“板爷”、“倒爷”、“兔爷”，等等。

一旦到
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北京人就会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与大仁大义大勇，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风骨的余韵。

千百年的帝都文化不仅造就了北京人的仁义勇，更造就了他们的世故和奴性；不仅塑造了北京城“通衢大邑”的物质特征，也塑造了这个政治中心曲折幽暗的精神特征。

比如旧时京城地名多以“安定”、“平安”命名，这与统治者内心的期望有关，是一种“语言巫术”；北京街道平直，与官场曲折、角落太多恰成对照；官衙厅堂之上所悬挂着的从封建时代的“正大光明”到本世纪上半叶的“天下为公”，恰与统治者的真正动机与行为构成“表里不一”的对应关系。

在《京味儿现象：一种群体自恋》一文中，焦国标曾经分析过北京儿化音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说话儿化一切，但是谁也不敢把北京读成北京儿……北京城的九门……哪个都不儿化，可是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谁也不把它们不儿化……他们更不把皇上儿化成皇上儿，把皇帝儿化成皇帝儿……不说大人物，就是邓友梅笔下的徐焕章，王爷府管家，都有这类的特点。

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和吸纳性极强的城市，由于近千年王朝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度，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空气，使北京人善于和有竞争力的外地人和谐相处。

另外，北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即使在市井之中，也守着一种坚定的道德准则来生活。

他认为，北京在全国优越的文化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外地人多有“只有在北京出名才算出名”的朴素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北京文化层次的高度认可。

在邓友梅的小说中，市井众生大多有着朴素的爱国精神。

在邓友梅的小说中，他的小说语言也因此多使用北京的市井方言，即所谓的京片子。

京片子是北京话的美称，早在一百多年前，它的口头语已形诸文字。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

它有卷舌音，儿字腔，还有极为丰富的、只属于北京话的语汇和字眼儿。

北京人说着顺嘴，表达能力很强，听着也顺耳；外地人听着就有点“油”，京油子一说便由此来。

语言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语言里面又包涵着文化的精华。

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话也就得天独厚，更容易汲取极丰富的文化营养和多种方言的精萃。

古代京味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则有曹雪芹的巨作《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后来现代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小说。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用北京口语来写京都的人与事和故都的风土人情，把北京话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于这些作者都是满族人，以致引起了林语堂的感慨，谓“满族人最会说话”；“《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是最好的京语教科书”。

这正好京味文学的京派特色。

就是它具有标准语的功能，该语言是属于全民族的语言，可以通行全国，没有方言的局限性，所以它能延续至今。

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

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

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

” 9 与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相似，《烟壶》也采取了从描绘日常生活、日常习俗的角度来表现历史变迁的叙事策略。

它以“烟壶”为中介，描
绘了 19 世纪末叶北京城市的风俗画，串连起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于方寸之中看到市井世界的芸芸众生和时代矛盾冲突，看到市井文化中的高尚与卑鄙、狡诈与善良，同时也隐隐透露出一种反思精神。

例如他的代表作《烟壶》。

《烟壶》的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 90 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

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邓友梅，山东省平原县王凤楼镇邓庄人（原张士府乡）。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外联部部长，国际笔会会员。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生于天津，八岁随失业的父亲回到了故乡，一九四三年即参加了八路军，当交通员。

后因精兵简政回天津，被一家日本工厂骗往日本山口县一个化工厂当劳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厂停产，他才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重新参加了八路军，先当了几个月的通讯员，又打入伪据点担任过情报员，此后便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并开始学写演唱材料。

一九四九年渡江战役后，在新华社一个军队分社当见习记者。

全国解放后，调北京文联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同年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在思想和写作技巧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一九五五年结业后，为了长期深入生活，到一个建筑公司作基层领导工作。

一九六二，调到鞍山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小说《在悬崖上》，从此，在我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邓友梅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彻底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加焕发了青春，迸发出了极大的创
作热情。

他写的《我们的军长》和《话说陶然亭》分别获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 O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之后，他由短篇转向中篇创作，迄
今已写出十多部中篇，其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获《文艺报》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 O 年中篇小说二等奖（改编后被搬上银幕）；《那五》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寻访“画儿韩”》和《烟壶》等作品也博得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在全国影响很大。

邓友梅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
特色，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语言功力深厚，脍炙人口。

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

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

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

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

《烟壶》首先表现了这种市井文化中正直而又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并将这一种品行赋予了远离权力中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间艺人。

这在小说中以“烟壶”的制造技术为主要的代表，说书人一开始就用单口相声的讲述技巧介绍烟壶的繁复的种类，并对其制造技术极为推崇：“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与时代风貌”，“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

……您得承认精美的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
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然后又以惊叹的口气介绍了烟壶的“内画”技巧与“古月轩”瓷器的制造技术的繁难与精巧，例如聂小轩烧制古月轩“胡笳十八拍”烟壶，“怕要烧八十八窑还多”，其绘图、上釉、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苛刻，以致聂氏父女烧制古月轩几乎无利可图，就像柳娘对寿明说的“隔三差五烧几件，一是为了维持住这套手艺，怕长久不做荒废了，对不起祖宗。

二是我爹跟我也把这当成了嗜好，就象您和我师哥好久不唱单弦就犯瘾似的，有时赔点钱也做！不管多么劳累辛苦，多么担惊受怕，一下把活烧成，晶莹耀眼，光彩照人，那个痛快可不是花钱能买来的！”这典型地体现出民间艺人对艺术的忠诚，其为创造献身的精神也正体现了一种民间文化的吸引力与普通人民的活力。

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礼俗（如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民俗（如鬼市）、节日（如鬼节）等，从中显示出当年老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

，《烟壶》还表现了八面威风却又崇洋媚外的没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习气。

例如，小说中的九爷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爱玩闹、爱搞恶作剧的特点，小说由他百羊闹茶馆、玩烟壶逗狗、戏弄化缘和尚诸情节，揭示了他身上“爱惹漏子看热闹”的八旗子弟的习气。

这种习气本来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称心如意地玩这些恶作剧，与他的权势是分不开的。

而且，他为了讨好洋人，接受徐焕章的主意要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行乐图”的烟壶，在他自己不过是心血来潮，对于普通的艺人来说，却无异于灭顶之灾，体现出权力者与民间的不平等状态。

在表现这些的同时。

邓友梅的语言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北京地方方眼是表现这些的适当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