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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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及展望

在农业生产中，每年因有害生物所造成的损失巨大。据FAO统计，全世界农业生产中每年因虫害、病害和杂草危害造成的损失占总产值的37％。其中，虫害占14％，病害占12％，杂草占11％。因此，有害生物防治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

早在

60年

10年

亿，

Residue)问题产生，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能源的耗竭，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为了解决化学防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人类不断探索有害生物防治的新途径，将持续发展的理论应用于指导防治实践。特别是1992年7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确定了持续发展是唯一的发展模式。为此，TShemyshev(1995)提出了一个新

的有关有害生物治理的概念——有害生物生态治理(ecologicalpestmanagement，EPM)。EPM强调维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提高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在管理的基础上维持生态的平衡，防治手段以生物防治为主。EPM概念有利于发展可持续的植物保护。第13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开幕式的主报告明确提出“从保护作物到保护农业生产系统”的观点，即要从过去仅仅针对直接危害作物的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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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诱杀、利用耕作措施及利用天敌来防治有害生物。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尚难以大规模开展有害生物防治，但有害生物防治的发展是循序、健康的。特别是利用耕作措施的农业防治和利用天敌对病虫害的自然控制作用不仅具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尽管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我国早在公元304年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就记载了岭南地区果农用黄惊蚁防治柑桔害虫；

19世纪80年代美国从澳大利亚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介壳虫获得巨大成功等。

2、有害生物化学防治

第2次世界大战后，DDT、六六六等合成有机杀虫剂开始用于农业害虫的防治。由于这类合成有机杀虫剂的高效、速效及可工厂化大规模生产的特点，人们错误地认为利用有机杀虫剂就可以彻底解决害虫问题。大量合成有机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综合防治(IntegratedPestControl，IPC)策略：“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害物防治策略和方法”(Bartlet，1956)及“结合和综合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的害物防治方法”(Stern，1959)。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IPC的理论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196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给IPC所下的定义为：IPC是一种害物管理系统，是在有关环境及种群动态相互关系下，在不相矛盾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技术和方法，

使害物种群数量下降至不引起经济损失的限度(经济损失水平)下。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对IPC的定义是：IPC是应用各种技术的组合，来防治许许多多可以威胁作物的害物的途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种群的自然调节作用来抑制害物的组合。

20世纪70年以后，在国际上IPC逐渐被新的有害生物管理策略IPM所取代。但国内仍沿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IPM的称谓)。

经济阈值(EconomicThreshold，简称ET)又称防治指标，其涵义是：“采用防治措施阻止害虫种群密度增长，以免达到经济损害允许水平的虫口密度”[防治费用（C）与挽回经济收益（B）相等时的病情指标](Stern等，1959)。ET和EIL相对应，除可用害虫密度表示外，也可用作物受损的程度来表示。因此，ET可将其定义为：害虫防治适期的虫口密度、为害量或为害率达此标准应采取防治措施，以防止为害

损失超过经济损害允许水平。由以上概念可以推论，经济阈值是较经济损害允许水平低的种群密度或受损程度，这样可以保证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在虫口数量尚未达到经济损害允许水平之前就能发挥作用，可避免害虫为害造成损失后再进行防治的被动局面。

害虫经济阈值

其中

Cc Ec Y P Y(R)Sc CF Y ——没有病害发生时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干重）Kg/hm 2

L p ——因病害引起的产量损失率（％）

F ——防治效果 即100⨯=PYF

C Lp （2） （2）式中的L p 实际上是经济允许损失率水平及经济阈值（ET ）。

5、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PestManagement，IPM)是1967年

Simth&VandenBoschd在IPC基础上提出的有害生物治理策略。IPM是IPC的发展，是IPC 的理论基础与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的产物，尽管有不少人认为IPM 与IPC是同义语(蒋书楠，1981)。但二者在治理对象、治理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差异。

国内一般将IPM翻译为“综合防治”。马世骏1979对IPM下的定义是：害虫综合防治是从生物与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本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安全、有效、经济、简易的原则，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农业的、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方法，以及其他有效的生态学手段，把害虫控制在不足危害的水平，以达到保护人畜健康和增加生产的目的。我国对IPM非常重视，并且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先后确立

为我国植物保护的方针(1975)和森林病虫害防治的方针(1988)。IPM着重于多种措施的综合应用，以将有害生物种群水平控制在经济损失水平以下为目标，而对增加系统稳定性，提高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的贡献不够。

二、我国IPM的回顾

国际上提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为背景，我国1975年在河南新乡

IPM

开始

666.7多万

研究对象的多目标病虫综合防治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重大病虫害猖獗原因和灾变规律已基本弄清并提出了有效控制对策。在防治措施上利用自然控制因素比“八五”期间得到明显的加强，化学防治比重进一步下降。

概括起来，我国的IPM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在70年代中、后期，以作物某种有害生物为对象防治，根据不足补偿原理，协调物理、化学、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