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

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
喻国明
一、“文化地图”的失效与“深度报道”的崛起
尽管深度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今天的广播电视节目中，然而，提到深度报道，人们还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它是一种为印刷媒介所特有的“专利”，是印刷媒介在与电子媒介的竞争中，由于时效性与现场感的不及而在广度、深度上独辟蹊径的产物。

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我们知道，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是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事实为政治服务”式的党派新闻之所以会成为那个时代新闻报道的主流样式，乃是那个时代之于新闻传播的使命使然，因为当时的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性的认知，不如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启蒙，因此，应运而生的便是充斥着强烈主观色彩的“观点纸”。

而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承平发展阶段以后，以“无党无派”相标榜的客观报道之所以大行其道，也无非是新闻传播业适应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流需要，承担着实现社会各要素的有效联结、组合与制衡的“公器”这一角色的必然选择，于是“新闻纸”就取代了“观点纸”。

深度报道作为继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其特点是“统摄性的思维＋相关事实的组合”，它的迅速崛起是与我们周围世界的日益扩大、社会化联系的日益广泛、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外来信息时，绝不会让各种信息杂乱无章、互不相关地进入大脑，而是立即组织起来，赋予意义。

并且，这种意义的赋予不会是抛开其原有的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去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总是将个别事物置于事物整体的认识结构和认识框架之下进行定位、“释义”和理解的。

所谓“文化地图”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指的正是人们的头脑中为每一条外来信息进行价值“释义”的意义定位系统。

它的客观有效性取决于外来信息的性质与人们已有经验（主要包括以人生阅历为代表的直接经验和以书本知识为代表的间接经验）的范围及其质量的耦合程度：当外来信息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入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且人们理解此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高时，人们化解这类信息客观意蕴的“释义”质量就比较高；反之，当外来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围，或者人们理解这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低时，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释义”
质量就比较低，化解其客观意蕴的水平就差。

打个比方，如果在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地域内，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我们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位，并找到回家的路；然而，如果将我们抛到一个全然陌生之所，我们常常甚至连东西南北都会分辨不清的──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头脑中的“地图”失效了。

当人们的社会化程度（所谓人的社会化程度指的是一个人的有效生存和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对于其他人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时，人们所面对的绝大多数外来信息都是在其已有的经验范围之内的。

因此，尽管新闻媒介的客观报道如同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所描述的“象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新闻事件以片段的、支离破碎和互不联系的方式带进人们的视野中，人们仍然可以借助于个人头脑中的“文化地图”很好地对这些外来信息的意义进行有效的化解和释义。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只要简要地交代清楚何人（who）、何事（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故（why）以及如何（how），无须传播者的解说和评论，人们就能“自然而然地”理解所报道事实的意义以及它可能对人的影响。

这种作为客观报道理论前提的“事实的自动表白说”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那个时候，人们所面对的外来信息所描述的大体上都是些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着十分紧密联系的、位于人们经验范围内的事情。

换言之，这种事实表白的“自动性”实际是建立在人们所拥有的“文化地图”的有效性的基础上的。

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所谓“地球村”便是这种情形的形象性的比喻），急遽变动的社会现实将呈“爆炸”态势的巨额信息一古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的外来信息就其性质而言已大大地超出了人们头脑中“文化地图”的有效定义范围，因此，一个个片段的、支离破碎和互不联系的客观报道再也无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关于周围世界真实图景的有效认识。

当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以一种在客观报道的视野中全无先兆、突如其来的方式降临的时候，人们便再也不相信事实会自动“表白”了，就如同在一个陌生之地，我们对自己凭着老经验的定位行动能力失去自信一样。

于是，人们强烈地需要专业人士为那些超出人们经验范围的新闻事件提供有关确定其意义方位的“文化地图”，在这种强大社会需要的催生下，一种以为受众编制有关新闻事件的“文化地图”为归宿的新一代新闻文体便所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讲求从总体的联系和结构上把握新闻事实，把新闻事实“还原”到其现实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发展中去的第三代新闻报道的主流形式──深度报道。

因此，“深度报道”产生和崛起的真正社会本质，是由于在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
的背景下人们个人头脑中“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造成的。

而深度报道的发生顺序之所以是先印刷媒介后电子媒介，并不主要地因为它更适合印刷媒介而不适合电子媒介，而是因为电子媒介在其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凭其独有的技术优势便能大量“蚕食”传播领域的市场份额，因此，对开发新的报道形式的动力不强、敏感不足。

相比之下，印刷媒介在电子媒介竞争的强力挤压下，寻找出路的愿望就格外地强烈，对社会表现出的新需求就特别敏感。

正因为如此，深度报道与新闻媒介的“缘分”便首先是从印刷媒介开始的。

深度报道的统摄性思维与结构化演绎：“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深度报道是相对于客观报道的平面性、片段性和孤立性而言的。

在所有关于深度报道的定义中，我认为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为深度报道所下的定义最接近它的本质：“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换言之，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地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

如果说，客观报道的基本要求是“实事”，那么，深度报道的本质要求就是“求是”。

于是，深度报道便有了不同于客观报道的种种特殊本质：
首先，从报道的起因上看，客观报道要求新闻工作者关注一个个具体的、客观发生的新闻事件，并以报道“事件”为本，因此，一个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闻事件的发生是客观报道赖以产生的前提。

而深度报道则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是以解析与人们普遍相关的现实“问题”为本。

因此，一个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闻问题的发生是深度报道赖以产生的前提。

尽管深度报道常常由一个突出的新闻事件做“引子”来展开自己的报道，但这并非是必须的，事实上，只要关乎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即使是一组单拿出来哪个也无法单独作为新闻来报的事件，有时也能组合成为一篇很好的、为社会普遍欢迎的深度报道。

其次，从报道所关注的重心上看，客观报道所关注的是某个新闻事件“点”的本身，是一种“一人一地一事一报”的平面式、孤立式报道，；而深度报道则关注的是某个新闻事件的“点”的延伸与联系，是一种讲求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与结构的报道。

因此，深度报道是一种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一报”的报道模式，它要求对新闻事实进行跨越时空、由表及里、从内到外的综合反映。

比如，对于“何时”，客观报道关注的是“现在”，而深度报道关注的则是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的联结；对于“何地”，客观报道的视野仅仅停留在现
场，而深度报道则不仅关注现场，而且还关注由现场延伸或波及到的其他地方；对“何人”，客观报道一般仅止于采访当事人，而深度报道则不仅要采访当事人，而且要采访其他有关人员；对“何事”，客观报道至多是对主要新闻事实的情况和细节的尽可能详尽地掌握，而深度报道则同时强调对其他相关的事实的必要搜索和掌握；最为重要的是，客观报道往往置新闻事件的Why（原因）和How（怎么样）于不顾，而深度报道却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把主要精力放在Why（原因）和How（怎么样）的探究上。

从报道的时效上看，客观报道讲求的是打新闻的“第一落点”，是一种先发制人式的时效竞争；深度报道则是在不失时效的大前提下讲求打新闻的“第二落点”，是一种后发制人式的质量竞争。

对于深度报道的发展颇多建树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鲁斯曾把客观报道称做“快新闻”，而把深度报道称做“慢新闻”。

他认为，“快新闻”是一种对于某时某地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迅即而简要的报道，而“慢新闻”则是一种需要在新闻里面发现问题的报道，这种报道一般需要用相对较多的时间对某时某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做深入的调查，以便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分析它的前因后果，预测它的可能发展和社会影响。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种种不同，深度报道之于新闻工作者，才有了不同于客观报道的特殊要求──统摄性思维与结构化演绎。

即用统摄性思维来把握事实，用结构化的方法来演绎事实。

其操作的要点大致有五：
补充历史性的事实。

即“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

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资料，用来解释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交代与它有关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受众更清楚地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把握事态发展的基本走向。

展示环境性的事实。

即从横向联系的角度去考察和对比当前发生的新闻事实。

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展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不但有助于人们在一种“情景化的状态”中更为客观地了解事物的由来与意义，而且有助于人们在与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更为真切、生动地把握“这一个”新闻事实。

提供简历性的事实。

即为新闻中出现的人物提供必要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以及趣闻佚事的简介，以增强人物的立体感。

引用数据性的事实。

数据往往是关于某类事物总体结构及状态的描述和抽象，为主要新闻事
实加入相关的数据性的事实，有助于受众对有关事物的宏观的、总体的了解和把握。

搜集反映性的事实。

即有选择地报道外界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议论、意见、态度或评价等等。

尤其是在新闻工作者自己对事态的真相尚未清晰地把握之时，兼收并蓄，多反映些各方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一则较为“保险”，二则有助于开阔人们的思维空间。

这种手法常常用于对一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军事新闻以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科技发现的报道。

三、聚焦法：一种特别适合深度报道的结构方式
客观报道的常规叙述方式是“倒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方式虽然有诸多优点和好处（比如它能突出最主要的新闻事实，方便编辑的剪裁，等等），但它却难以成为深度报道的叙述结构方式。

因为深度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的是受众的整体性接受和认知，而“倒金字塔”式结构则容易造成人们信息接受过程的中断，不利于保证传播过程的完整性。

并且，由于深度报道常常是一种基于社会宏观或中观层面的结构式展现，因此，报道内容容易远离人们的直接兴趣。

如何更好地、更为有效地进行深度报道呢？在深度报道的实践中，人们创制出了一种特别适合于深度报道的新的新闻报道的叙述结构方式：聚焦法。

聚焦法的基本结构模式是：
导语：一个与报道主题相关的最为典型的人物或事件的“白描”。

它可以是一段感人的情节，也可以是某人的独白或引语。

其任务是提供一个生动的个案或场景，激发受众的受传兴趣。

美国《华尔街日报》素以采用聚焦法进行深度报道而闻名，这个报社流传着一句写作箴言是：“一千万人的死亡只是一项统计数字，而一个人的死亡却是一场悲剧。

”一般来说，对绝大多数受众而言，失业率、经济问题、国防预算、国际冲突等等，只是一些复杂难懂而又与自己无关的问题。

但如果传播者能从某个与报道主题相关的最为典型的人物或事件的最富情感冲击力的“白描”入手，比如，从集中描写一个失业工人全家的生活窘境入手，再谈失业率问题以及它可能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后果，人们就有可能在一种情景化、具象化的状态中跟随传播者进入相应的主题，实现信息的从理智到情感的多通道交流。

过渡到主题。

首先，设法在个人的遭遇或经历与一个宏观或中观性的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然后，点出报道的主旨，使报道顺畅地由个人问题的描述转换到对大问题考察分析上去。

发展主题。

即对大问题展开报道和分析，多层面地关照和透视主题，使主题得以全方位地展现。

有力的或意味深长的结尾。

这是采用聚焦法进行报道的一个特色。

在“倒金字塔”结构中是无所谓结尾的──编辑甚至可以自下而上把任何一段作为新闻的结尾。

但聚焦法特别讲求首尾的连贯性，它要求如果报道从某位人物写起，就一定要以这个人物收尾，如果报道以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开场，结尾也一定要回到这段场景中，使受众在对一个具体的人物或场景的感受中，再次回味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