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与日本近代教育的启示

《教育敕语》公布后，12月出版了中、英、法、德语言版，官方中文译文如下：[17]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1889年2月11日，正当帝国宪法公布之日，森有礼遇刺身亡，标志着教育思想的关键转折。宪法第1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3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被称作是日本的"国体明示"，它要求教育体制必须符合树立天皇绝对权威、绝对尊崇的要求。[14]1890年2月，森有礼去世一年左右，在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会上来自日本各县的知事主要讨论了教育问题。在这些地方政府长官看来，当时的教育有两大问题：一是教育本来应既培养学生的"德性涵养"又传授"知识技术"，但现在的教育政策只重视后者，学生道德衰退，"浮薄轻躁"之风甚烈；二是把欧美作为理想形态，用以衡量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轻视本国传统的心理，有人甚至以做日本人为耻。[15]因而，知事们痛感德育式微，遂发起了一场"德育运动"，要求强化传统道德教育，希望天皇出面矫枉。[16]这场运动得到了新任首相山县有朋和新任文相芳川显正的支持。同年5月山县主持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一次内阁会议，明治天皇出席并指令文部卿编写教育箴言。1890年5月末6月初，芳川让儒者中村正直起草了一个儒学色彩非常浓的草稿，芳川感到不满意，交给法制局局长井上毅，后者也认为不妥，自己起草了草稿，交给以主张"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闻名的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修改、润色。后经过一些讨论，10月29日，山县和芳川进谒感冒卧床的天皇，10月30日以"下颁"全国小学校。
另一种教育观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与森有礼教育观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以维护国家为宗旨。天皇在《教学圣旨》中所批评的"高尚的空谈"，其主旨就是表达对正在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之教育思想的不满。1874年，若干前政府参议联名提出了一份《设立民选议院建白书》，并由署名者组成了一个"爱国公党"，日本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兴起。这个运动很快就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学习、研究西方政治和宪法成了士族的时髦，提倡日本尽快实现宪政民主，从而反映了人民大众希望民主自由的心声。[8]很明显，如果任由自由民权运动发展并由这些人士左右教育事业，将对正在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十分不利。统治阶层一般都认为，日本要赶上西方列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专制集权制度。自由民权运动是以士族为主要力量的知识分子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小学校的教师，而小学校是人们思想形成的出发点。自由民权思想的教育自然主要在中小学校中展开，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如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资产阶级思想先驱者"植木枝盛就公开提倡自由教育，"俾以养成精神之相异、焕发独立之气象"。[9]这种培养叛逆精神的教育思想肯定不利于专制统治。因此，在国家发展趋于专制的大环境下，自由民权运动当然要受到政府的打压。《教学圣旨》的目的正在于确定政府教育的宗旨，抑制有损于专制目标的自由精神活动。1879年，身为参谋本部长的山县有朋在一篇文章中说："彼之所论，以民权为主．诽谤政事、谩骂官吏，暴论讥讽，无所不至，以诱惑四方不平之士族，为使祸害蔓延于天下，不外迟延年月，结合人心，投机而颠覆政府耳。故而，滞缓一日则祸害益将流注各州，浸润壮士少年之心头，终将酿出不可测之祸机，乃必然之势也。"。[10]于是，日本政府中热心于专制事业的大臣们联合起来，十年努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将自由民权运动打压了下去,自由民权思想对日本教育的影响也几乎绝响。
一明治前期教育思想的斗争1867年日本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第二年江户开城，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个《五条誓文》，明治维新开始。《五条誓文》中的第五项誓条是："求世界之智识，大振皇基"。[1]因此，教育是维新政治的一项基本方针，构成了近代日本立国基础之一。
《五条誓文》虽然确立重教的基本国策，但在重视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上，明治前期的日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教育观。它们在教育强国的目标上一致，都希望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日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培养什么样的文明素质这一问题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第一种是正统教育思想或者称为官方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只要臣民成为对天皇和国家盲从的工具，日本自然会强大起来。这种教育思想还可以区分为守旧与欧化两派。第二种是自由教育思想或者称为民间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应改造日本人民的奴性品格，培养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精神，从提升精神自由开始追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分析维新教育事业的两条道路，用民权思想教育下一代与用专制的手段发展国家根本不相容。如上所述，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争霸的条件下，日本选择了以军事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道路。[13]军人治国的特点就是按照军事组织的形式或军事需要来组织国家和社会，使政府管理像军队指挥一样令行禁止；同时要求民众像军人一样以服从或盲从为"天职"，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或者让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民权思想也许比较人性，符合人类思想自由之天性。设使日本当时选择了走民权发展的道路，也许早就成了一个民主的发达国家了，社会可能会更合理而国家发展则可能比较缓慢，在十九世纪末那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甚至可能不会获得任何发展的机会。所以，民权运动的国家发展道路虽然是一种合乎理性与正义的道路，但不是使国家迅速崛起的道路。既然日本明治政府选择了专制主义道路，当然要阻止人民走上另一条道路。因此，明治时期以至二战结束以前，民权思想虽不绝如线，但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专制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
二《教育敕语》与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完成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公布，宣示了明治维新任务的完成，也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专制主义倾向的确定。随着宪法的公布，自由民权运动所要求的民主主义宪政体制已经失去意义，其教育思想自然受到抛弃。日本政府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把日本全民教育成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
森的经历与所受的西式教育，决定了他对欧美制度的偏爱。与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相同，森有礼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认为教育应服从国家目的，一切知识应符合国家的现实需要，而日本最需要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所以，在森的主持下，商、农、工、法、医等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科目受到了极大重视，他认为大学要"教授适应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6]
顺便指出，如果不谈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而对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仅就日本自身发展而言，这种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诉求实际上是使日本强大的手段，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因而形成了日本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客观地讲，专制体制的建立是在几乎全体日本人之间"协心同力"、甘做"顺民"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尽管从根本上说是短视的，但有其时代的合理性。[12]
1872年日本政府以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官的名义颁布了一份《学制令》，主旨在于培养"治产昌业"之才，其序文强调建立新型学校和新设学科，普及教育，"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2]应当指出，《学制令》在执行时遇到了经费、师资、传统等方面的障碍，但最主要的特点是它反映了旧的教育理念，以奴性教育为根本目的。[3]《学制令》实行到1879年为新的《教育令》取代，其贡献是确立了日本的近代学校体制，而且形成了重教国策，成为与重军并行的日本近代化两大支柱之一。
不过，尽管森有礼的教育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但其主导教育理念则代表了当时一批接受欧美自由教育理论的思想家的观点，认为所有商农工法医及科学技术教育应是自由进行的，政府不应把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这与天皇《教学圣旨》所强调的教育目的并不一致。他忘记了日本近代教育的根本功用首先是培养效忠于天皇国家的工具，其次才是技艺。所以，身为天皇侍讲的元田永孚在1885年用汉文给首相伊藤博文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国教论》中，先述佛教与耶稣教作为国教之不可取，继而论述儒教对于维护天皇主权之国体的意义，说礼教纲常乃日本立国之本，政府应"广大[忠孝]以坚孔子之道德、以补欧学之格物"。[7]与日本近代国家目的的不符，最终决定了森有礼自由教育观的失宠。
《学制令》实际上反映了明治天皇的教育理念。[4]自1876年起到1885年，明治天皇用近十年的时间巡视日本各地，主要目的是向日本民众表明天皇"亲政"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各种学校了解实行新学校、新学科后的教育状况。1880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以根据天皇巡视中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天皇名义颁布了一个《教学圣旨》，其内容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小学生中进行传统的"德育"训练，在学堂中悬挂古来的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培养小学生对仁义忠孝产生"自脑髓而发的感觉"；二是批评当时的教学有"高尚的空谈"倾向，在课堂上高谈自由、民主、宪政，对于日后将务农、经商、做官的学生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反而会使一些人自夸学识，轻侮官长；三是多教致用之学，使受教育者长大以后可以谋生、利国。[5]从守旧派教育思想看，它与中国"洋务运动"中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观念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日本维新者认真地用西学，而中国统治者则三心二意地用西学。
上述三种教育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以官方教育思想、特别是守旧派思想的胜利而告结束。为探求守旧思想胜利的原因，必须在结合日本明治维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条件下，才能清楚地予以解释。日本官方的教育发展道路是培养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民众。明治时代专制主义政治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教育必须满足军事的需要。日本军部认为，1872年的学制改革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一方面为求跻身列强，日本军队必须对外扩张、侵略，要求国内环境上民众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活动表示"敌忾"之心，不要表示不安或疑惑；另一方面，希望日本士兵在平均文化水平上高于敌方士兵，同时在顽强精神上也胜过对方，以期用人的素质确保战争的胜利。总之，"最要紧的是人民的一般素质超越敌方"。为此，军部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培养"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的军队，让士兵具有"重于山岳者义、轻于鸿毛者死"的觉悟。[11]为此，自1882年起，止于1945年，日本天皇都以身著大元帅服的仪容照片面对其臣民。各学校近代体操课的管理权也自1886年以后由文部省移交陆军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军事训练。
人们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则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一片废墟，但就在废墟中仍传出朗朗读书声，因而日本被认为"还有希望"！谈论这则故事是为了证明教育的重要性。日本之所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今天的地位，教育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在东亚文化圈中，尊师重教是古来传统。过去在研究日本宪法时，笔者甚至没有注意过《教育敕语》。后来有日本学者对我说，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始于明治维新，特别是明治天皇于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曾影响了几代日本人。有关国家教育制度的法律、法规之重要，在日本其实不亚于宪法本身，往往可以视作日本的"第二宪法"。
在维护天皇大权的前提下，官方教育思想中还有一个与守旧派思想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教育派即欧化教育派。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过程中，学习西方的人文和科学知识自然成了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政体后，出现了一段著名的"森有礼文政"（或称"森文政"），即指森有礼担任第一任文部省大臣时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森有礼是留英学生，在维新时期首倡"废刀论"（废止几百年来士族佩刀的传统）、"妻妾论"（提倡一夫一妻制）等近代文明制度。森有礼对教育进行的改革与推进，其制度贡献主要是完成了《学制令》未完成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自此以后，日本的教育便走上了正常的制度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