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10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我们都有成为恶魔的潜在可能。

在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具有争议性的实验，是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实验。它从微观上展现出社会环境会怎样影响人的行为。由心理学家Philip Zimbardo领导的研究者们，在斯坦福的心理大楼的地下室设立了一个模拟监狱，并且挑选了24名大学生（没有犯罪记录以及被视为心理健康）去扮演囚犯和监狱的警卫。然后研究人员通过使用隐蔽摄像头观察囚犯（必须每天24小时留在监狱里）还有狱警（每8小时轮班）。

实验原本打算持续两周，但因为狱警的虐待行为，实验在实验的第六天就被迫中止——有时候他们甚至让囚犯遭受心理折磨——从囚犯展现出极度的情绪紧张和焦虑可以看出。

“狱警对囚犯的攻击升级，让他们脱得赤裸裸的，把袋子套在他们头上，最后强迫他们做一些让人羞辱的关于性的行为，”Zimbardo这样对《美国科学家》说。“6天之后我不得不结束实验因为这个实验实在是失控了——除了担心警卫会怎么对待囚犯之外，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们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前方正在发生什么。

试想一下，你知道你周围将会发生什么事吗？你可能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保持清醒。在1998年，哈佛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针对大学里的路人展开关于人们对即时环境的警觉程度。在实验中，一个演员向路人迎面走来，然后向他问路。当路人向演员指示方向的时候，有两个人拿着一扇大木门从演员和路人之间经过，在几秒内完全阻挡了他们的视线。在那段时间内，本来的演员会替换成另一个演员，不仅他们的身高、体格不同，连衣着、发型还有声线都不一样。超过一半的被试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替换改变。

这个实验是最先阐明“变化视盲”的现象的实验之一，它仅仅向我们展示了对于现有提供的视觉场景，我们是非常选择性地接受——那似乎显示出我们比想象中还要依赖我们的记忆和模式识别。

延迟满足很困难——但如果延迟满足，我们会更成功。

斯坦福在19世纪60年代末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是测试学前儿童的抗拒即时满足的的诱惑的能力。这个实验引申出很多关于意志力和自制力的一些很有力的观点。在这个实验中，4岁的孩子们进入到一个房间里，在他们面前的事放在碟子上的一块棉花糖。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要不就把棉花糖吃掉，要不就等15分钟后研究人员回来，他们会获得两块棉花糖。

虽然大部分的孩子都说他们会等，但是他们很多都难以抗拒面前的吸引然后屈服了——在研究人员回来之前就把棉花糖吃了，这里有《时代》的跟踪报道。成功延迟整整15分钟的孩子一般的采取了回避策略，例如别过头去或者盖着自己的眼睛。孩子们的行为意义很深远：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在青年时期很少会过于肥胖、有毒瘾或其他行为问题，他们将来的生活也会更成功。

我们可能有非常矛盾的道德冲动体验。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 在1961年进行了一个相当令人惊恐的著名实验，是关于人们当被要求伤害他人的时候，内心关于个人道德和服从权威的想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Milgram希望通过进行这个实验，可以在二战这个灾难后深刻理解纳粹战犯可能保有的永不可饶恕的行为。为了达到研究目的，他共同测试一对被试，一个担当“老师”，另一个担当“学生”。如果学生答错问题，老师被要求对学生进行电击（学生大概是坐在对面的房间，但实际上他不会受电击）。取而代之，Milgram会播放一些喊叫声，听起来就像是那个

学生处于痛苦之中。假若那个“老师”在研究的压迫中表达出希望停止电击的意愿，实验人员会促使他继续下去。在第一次的实验中，百分之65的被试执行了最痛苦的、最后的450伏电击（标记为“XXX”）——即使许多被试明显处于有压力的状态，对于继续进行电击也感到不自在。

尽管这个研究被普遍认定为对权威盲目服从的警告，《科学美国人》最近再次提起这个研究，并主张这个实验结果更倾向于暗示深刻的道德矛盾。

“人类的道德自然包括移情的倾向，仁慈、友善地对待我们的同胞亲属和群组成员，再加上一种排外的倾向，残暴、恶毒第对待其他部落的人，”记者Michael Shermer如此写道，“电击实验所反映的并不是人们的盲目服从，更多的是植根于人们心中的矛盾的道德倾向。”

近日，一些评论者也对Milgram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其中一位评论家就特别提到，在耶鲁大学进行的实验记录表明百分之60的被试实际上违抗执行最高电压的命令。

我们很容易会因权力而贪污腐败

事实上，那些有权力的人有时候会对他人呈现出权力感和无礼感，这背后也蕴含着心理学原理。2003年，一个发表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里，学生三人一组并且共同写作一篇短论文。两个学生被指示去写论文，而第三个是负责评估这篇论文，然后决定那两个学生分别会获得多少钱。在合作的中段，研究人员拿来了一碟饼干，一共五个。虽然通常最后的那一块都没人吃，但是“老大”几乎总是把第四块饼干吃掉——还要吃得拖泥带水，嘴巴大张。

“当研究人员在科学实验中向被试给予力量，他们更有可能用可能不恰当的方式，和他人有身体上的接触，或者用更直接的方式和别人调情，做出有风险的抉择和赌博，在谈判中首先提出报价，说出心中所想，还有像甜怪饼[1]那样吃饼干，在下巴和胸前都是饼干的碎屑，”心理学家Dacher Keltner，研究的领导人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更大善意科学中心的杂志上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交群体里寻找忠诚，而这样很容易被群体间的矛盾吸引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经典实验，在心理学基础上有希望、有可能解释为何社交群体和国家会卷入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中——以及他们可以学习怎样再次合作。

研究的领导者Muzafer Sherif 要求每组为11个小男孩的两个小组（他们都是11岁）去俄克拉何马州的穴州立公园进行“夏令营”。这两个小组的人（分别命名为“鹰”和“响尾蛇”）分别花了一个星期从分散的，变为一起游戏和建立友谊，同时对另外一组的存在一无所知。当这两个小组整合在一起，男孩们开始互相以名字称呼对方，而当他们开始在各种游戏中相互较量，更多矛盾随之出现，最终这两个组都拒绝和对方一起吃饭。在研究的下一个阶段，Sherif 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让他们一起享受悠闲的活动（结果不成功）然后让他们一起解决难题，去尝试让他们和解。最后他们开始缓和了冲突。

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让我们快乐

持续了75年的哈佛授权研究——是历史上进行过的最具广度和深度的实验之一——伴随着268位来自1938~1940届的哈佛男大学生（现在他们正好迈入他们的90岁）大约75年，定期收集他们生活的各种层面的数据。普适的结论？爱真的就是一切，至少当我们要决定长时的幸福和生活的满足感的时候，它是如此。

研究的长期负责人，精神病学家George Vaillant，和赫芬顿邮报说到有两种幸福：“一种是爱。另外一种是寻找一个适合生活的方法，不会把爱拒之门外。”举个例子，一个被试开始研究的时候他在未来所有方面的稳定性都是最低分的，然后他之前也尝试过自杀。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是最幸福的人之一。为什么？就像Vaillant所解释的那样，“他用他的一生去寻找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