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文学发展趋势的看法

对比较文学发展趋势的看法

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文学研究方法自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大陆诞生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20世纪这个“批评的世纪”，一向与理论批评格格不入或相互抵牾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已经或者将要面临何种局面或挑战？在以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超学科比较考察为特征的当代文化研究大潮中，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将如何得以生存？虽然已经有人开始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作出推断了，而对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如何发展演变，却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著述，甚至倒有人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持一种悲观或消解的态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相对来说新兴的学科毕竟已经存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学术土壤中一百多年了，它始终在纷纭变幻的文化学术气候下健康地发展着；而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它则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一）比较文学自身的挑战和历史演变

比较文学从崛起于国际学术界以来，就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毫无疑问，尽管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草创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必然会以失去其审美特征的分析和文学形式技巧的探讨为代价，从而模糊文学和科学的界限。因为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尽管文学研究需要从科学的方法论中接受启迪，但文学的对象首先是人，它的鲜明的人文特征是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替代的。比较文学经受的第一次挑战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以平行研究和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为后来事实上存在的“三足鼎立”之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学派的崛起也为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后来更为霸道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价值取向。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成立自然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化和机构化，使得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有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切嗟乃至对话的场所和论坛。东方国家的日益强大，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得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逐步从边缘步入中心，对业已形成的“西方中心”之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结果，比较文学研究的机构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比较文学研究内部经历的第二次挑战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中心东移的过程，但是这种东移并非那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单向度运行，而是一种“播散形”的，即由原来单一的“西方中心”为主导过渡到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新“三足鼎立”之格局：以法国为中心的重视经验研究和接受与影响考察的欧洲美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强调美学形式分析和平行理论阐释的北美学派和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中心的致力于跨东西方文化传统研究和学术理论对话的东方学派。至此，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研究格局内部机制的调整。

(二)比较文学的最新发展

比较文学自诞生之初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自法国学派在1958年遭遇美国学者的批判，并由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遭遇“文化转向”的危机和“学科之死”的论争，显然，直到今天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并没有解除，反而一直在危机中寻找发展的新途径。

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欧美比较文学不断取得进展，受批评理论的影响，比较文学的关注点，从原来的文本比较和作家之间影响模式的探询，转向了读者的功能。从学院背景来看，是逆反于新批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理论，出现了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以开放性著称的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19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比较文学系“渐以理论的温床而著称”。理论热不仅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失范，更导致了学科意识的进一步迷失。

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表的伯恩海默报告，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美国比较文学出现了越演越烈的学科泛化和文化研究现象。而在伯恩海默报告中所提出的“文化转向”问题早已存在西方和美国比较文学界。杰拉德·吉列斯比曾总结了西方比较文学五大新趋势：一、文学理论方面，民族文学的界限加速消除，甚至在具体批评实践上也是如此；二、文学史的声望严重衰落；三、以作品为中心的新批评研究方法被抛弃，以作家、作品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观念也遭到普遍拒绝；四、普遍拒绝考虑审美问题，而注重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五、热衷于所谓“科学”的方法以及种种关于文学的修正观[29]。这实际为比较文学的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年，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出版专著《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了批判性的介绍，并且直接了当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死亡。二元差别的狭隘性、非历史方法的无助性以及作为普世文明力量的文学这一看法的沾沾自喜的短视性都为这一死亡推波助澜。”在巴斯奈特看来，比较文学虽然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但它是在“其他的面具下存活：如存在于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的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重组中，存在于因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产生的新方法论洞见对于学科边界的超越中，存在于发生在翻译研究内的跨文化转换过程的检视中”。因此，巴斯奈特指出，“比较文学在近些年已经衰落，尽管比较的实践仍然存在，并在其他术语下繁荣。而相对照而言，翻译却已经获得良好的基础，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了一门自己的学科，有专业学位、期刊、出版目录和博士论文手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结束，在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我们现在应该将翻译研究看做是一门主要学科，而将比较文学看做是一门有价值但应该是作为辅助学科的领域。”巴斯奈特从理论上解构了比较文学学科，并由此建构了翻译研究学科。这表明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的确陷入了危机，它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狭隘，容易被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所占领，但因为比较文学学者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使比较文学研究较为容易跨界而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新声。

在巴斯奈特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之后的十年，美国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也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死亡之说，在她的《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进行了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注定要灭绝，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很显然，斯皮瓦克并不是真的宣告比较文学之“死”，而是以夸张的方式，为其新型的比较文学理念张目，即解构欧美中心主义，建立没有霸权和权力话语关系的“星球化”思维模式，走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针对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提出的“学科之死”的呼声，王宁敏锐地发现了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并尖锐地指出，斯皮瓦克本人并非要促使比较文学学科死亡，而是希望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而这一点与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前辈韦勒克是目的一致的。他借用朱迪斯·巴特勒为斯皮瓦克的辩护指出，“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以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很显然，学科之死意味着建构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一种基于全球化研究的比较文学。而巴斯奈特2006年在《比较批评研究》丛刊第三卷第1—2期上发表了《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似乎也认证了这一点。巴斯奈特推翻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做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巴斯奈特认为因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她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有了不同看法。但她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她实际上同时消解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合法性，而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待，这也使比较文学的危机再次呈现在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眼前。而能为翻译学科带来前途的是“来自世界文学的新范式，来自新闻翻译和互联网翻译研究所带来的对翻译定义的重新思考。”她认为，应该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不是学科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来研究文本，研究它们的生产，研究它们是如何被阅读的。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带来的前途应该是“沿着全球化研究与记忆研究所共同铺设的道路在前进。它们都与身份问题相关。……影响研究早就死亡了，这很清楚。互文性正在成为当前文学分析最有用的工具。”

正如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危机的全面质疑激发了比较文学新的生机，巴斯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