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史　学　月　刊 2006年 第11期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3

陈长文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关键词]明代科举;官年;“进士登科录”

[摘　要]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8;D6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6)1120044205

The Phenomenon of“Making F alse R eport of Age”in Ming Dynasty

CH EN Chang2we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 ociet y,L u dong Universit y,Yant ai264025,S handong,China)

K eyw ords: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Ming Dynasty;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jin2shi dengke lu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making false report of age had been in existence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Song Dynasty at least.It became very popular in Ming Dynasty,especially in the years of Wan2li,Tian2qi and Chong2zhen reigns of Ming Dynasty.It became very harmf ul to society just because the age of jin2shi were constrained when people wanted to be selected for better official positions by examinations.

一　问题的提出

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卷谈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对官年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他认为南宋洪迈所言“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同时指出:“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以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为依据的。”[1](p155)这里他点到为止,猜测在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

钱茂伟在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利用了若干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履历便览”等,对明代29位史学家和3位藏书家的生年进行了订补。当他谈到徐日久时,遇到了困惑:“据《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履历便览》,‘庚辰九月二十一日生’,则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据其自撰的《真率先生学谱》(见《中国历代年谱考录》),则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不知何据?登科录、同年录、便览资料,一般说来是较可靠的。”[2](p347)说明此时他尚未意识到明代“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中也会存在官年现象。五年后,钱茂伟在其近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十章《科举名录的人物订补价值》中,大概参考了郗志群一文后,对前文作了相关订正。惜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故仍无实质性的提高。如他在文中所言,“明朝是否有这种减岁现象?据当代学者研究,除南宋之外,清朝也存在官年实年现象,则宋、清之间的明朝也应有这种现象。笔者就发现一例,如晚明浙江人徐日久……减去了6岁。不过,减岁是违法现象,当是个别的,且是暗中的,绝对不会严重到政府熟视无睹的程度……则学生们似不可能随意虚报年纪”[3](p269～270)。上述观点没有建立在大量而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故其结论略显武断。但为保险起见,他倒提了个不错的建议:“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登科录资料时,最好能参证其它传记资料。”[3](p270)他在书中还利用诸多“进士登科录”、

“进士同年录”、“履历便览”等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4]一书中的进士生年问题多做补正,

3　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代登科录》之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3BZS008。

因其对明代官年现象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故对该书的补正难免不受影响。①

此外,孔学《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5]和高楠《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6]两文则具体对宋代的官年现象进行了探讨,至今未见学者对明代官年现象展开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在掌握了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

“进士履历便览”以及明代进士的“年谱”、“家谱”、

“族谱”等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官年现象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探寻其内在规律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明代究竟有无官年现象?究竟是如钱茂伟所言“个别的”、

“暗中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近乎公开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在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是否也有所体现?笔者试图按照“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沈孚闻→万历五年丁丑科301名进士→整个明代260余年历科进士”这样的思路,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进行逐次研究。在经过对上千名进士生年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仅凭猜测来得要客观一些。

万历五年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五名进士沈孚闻,据王世贞《河南汝宁府光州商城县知县沈君孚闻墓志铭》载:“四十三而始成进士……四十九而弃我……君初讳令闻,后改孚闻,字贞孺,自号翼亭,后亦更号芷阳。其先为吴江之名族……既成进士,刻《登科录》,当以生齿闻,而君具实数。或谓减不过三岁,而可以预馆选。即毋选,而更五岁,以当给事、御史选,毋害也。且今诸进士谁为不讳齿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于是君之齿在百人后,而列第四人,不顾也。”[7](卷九三,p4047)由这则材料我们得知:其一,沈孚闻43岁始成进士。其二,如果他少报3岁即在40岁以下,可预馆选,也就是有资格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如果少报5岁,在38岁以下,便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其三,“讳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且近乎公开化的现象。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因“具实数”上报,在“进士登科录”中却排在了第四位。

据《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载:“沈孚闻,贯直隶苏州府吴江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贞孺,行一,年四十三,三月十二日生。”[8]这里《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中确实记载他中进士时为43岁,与《墓志铭》所言相吻合。而《墓志铭》所言“列第四人”是不确的。其实,该科《进士登科录》所载40岁以上的进士共7人,而他的年龄最大,另外两个43岁的出生月份也比他小。

接下来我们对《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载该科301位进士全部进行统计分析。其中20岁以下的进士只有陈泰来一人(年龄为19岁);20～29岁之间有126人(其中20～25岁的18人, 26～29岁的108人);30～39岁之间的167人(其中30～35岁的144人,36～39岁的23人); 40岁以上(含40岁)的7人。特别集中的年龄段是26～35岁,10岁之间有进士252人,占该科进士总数的83.72%,40岁以上的占2.33%, 38岁以上的(含38岁)占进士总数的5.65%。因为40岁以下可以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 38岁以下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明天顺(1457～1464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宰辅多由翰林院庶吉士起家。时人又言“中举中进士,当官当御史”,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口衔天宪,掌握弹劾之权。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这些都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美差。故而《进士登科录》中所填进士生年在40岁以上(含40岁)的仅占总数的2.33%,38岁以上(含38岁)的仅占进士总数的5.65%。沈孚闻实际年龄43岁当在百人之后,言外之意43岁应当排在中等偏上一点的位置(总数为301人),由于具实相报,竟然年龄最大。足见当时虚报年龄的现象极其普遍。

下面,将《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或“年谱”)共同载有的29名进士当中生年存在差异的17名进士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①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钱茂伟言:“现在看来,

这套书老了些,需要作较多的补充。”他的专著《国家、

科举与社会》第十章表10-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生

卒年补正》利用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

览”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进行补正,这事实上有

点本末倒置。因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

所撰“行状”、“墓志铭”等,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

是相当高的。而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

便览”中却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