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票据法的完善

中国票据法的完善王小能大学法学院教授今天关于票据法的讲座，我想分四个部分给大家介绍。

第一部分是票据法中的定位；第二部分是票据法的价值取向；第三部分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是银行与票据之间的关系，即银行在票据法中的地位。

从以上四部分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票据法有待完善之处。

一、票据法在立法中的定位1995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国票据法》，这是调整票据法律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

在《票据法》出台之前，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票据流转中发挥着支付与信用的功能。

从中也可以看出，商法的规调整往往落后于市场中的经营运作。

只有在市场中商人的商事行为已自趋固定，规化时，商法才在这些固定、规的商事行为中抽象，概括出法律的容，规调整市场中以营利为目的商人的行为，达到市场规调整的要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传统道德观念与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着商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义利观阻碍着商人在社会舞台中的作用发挥；在我国法律传统文化中私法自治观念的缺位，又加大了这一阻碍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人这个特殊群体在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律传统文化边缘努力地生存着，但这一过程是很艰难的。

为加快交易速度，方便支付，克服货币流转中的时间、空间的阻碍，尤其是空间的阻碍，商人注意到票据这种信用支付手段的优点并积极地加以使用。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管单位，由于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在制定统一的票据规则中，认为商人在票据活动中创造的规则不足取，因为他们是为了赚钱。

这种背景下，8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银行结算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结算办法中充分体现出家长制作风和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

它对下属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和在商业银行中开户的企业来说，都是绝对的管理者。

中国人民银行既制定票据规则，又参与到票据流转过程中。

发生票据争议后，它作为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又以代表国家的利益出现，有着“官本位”的趋向。

人们不禁对人民银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双重角色产生疑问进而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用行政规章规票据流转关系的合理性，正当性？商人认为银行票据结算办法有很多不符合交易惯例之处，不愿使用票据。

因为以上的弊端，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台了《票据流转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商业气息很浓。

尽管它更适合市场运作的要求，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地银行，银行结算办法是银行票据流转的统一规则，的暂行规定实际金融生活中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适用之余地。

95年颁布的《票据法》是由林准主持起草，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起草的。

票据法的定位，一般常识下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当然认为是商法。

但票据作为行政规章是不可取，在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票据法究竟是民法性质，还是商法性质争论很多。

许多著名民法学者认为票据法是民法性质，以民商合一为理论基础，通过行为主体和行为性质进行论证。

首先商人虽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但它与其它经济主体混合在一起，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没有必要区分商人为一个独立群体，其次从行为性质来讲，商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并没有本质之区别，不应再区分出一个商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民商合一是我国应有的立法模式，保险法、银行法、票据法是民法的特殊法律部门。

但也有学者撰写文章主不是民商合一，而是民商分立。

用民法代替商法的地位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之潮流，因为经济发展不以人的主观好恶来左右，美国的立法模式是一个很合理的模式，它有《统一商法典》。

我国关于民商合一的理论论述大多承受中华民国在规定六法全书时的立法理由，并没有多少变动。

现在把保险法、银行法、票据法规定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些法律特别在哪？我想举一个案例来说明它的“特别”。

某夫妇带一个9岁小孩办理人寿保险。

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过程中，说明保险合同要以体检合格证明为生效要件。

但这对夫妻认为再跑一趟太麻烦，不如一次办好。

在他们的请求下，保险公司同意他们在保险合同上签字并交了保费，以后补办体验合格证明。

但在到医院体验途中，发生了不幸，小孩被车撞死了。

夫妇在悲痛之余，想到了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认为这属于保险责任围，保险公司应当理赔。

保险公司辩称，人寿保险合同是以体检合格证明书为生效要件，尽管这种不幸值得同情，但没有体验合格证明，合同没生效，所以保险公司不负担保险责任。

双方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法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体验合格与否与保险公司是否理赔没必然联系，尽管体验合格，遭受车祸也必然会导致死亡，而保险责任围中又包括车祸这一意外事故，所以保险公司要赔，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不应赔偿。

因为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写得很清楚，并且没有不公正条款，保险公司也已向被保险人明确说明。

所以这一条款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如没有体检合格证明，合同不生效，合同没有效力，就不涉及到理赔问题。

另外保险公司是营利性组织，并非慈善组织。

它的合同条款中本身包含着营利的理念，控制风险，降低成本。

最终本案以调解结案，因为社会各方面对保险公司的压力太大。

我是在国外听见这个案例，一些另有用心的人借此来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声称：人都被撞死了，都不赔，还是因为没体检的原因。

我见到他们后，我对他们讲，你们看过保险法吗？你们看到过一份保险合同吗？这些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如果不攻击中国，将不可能呆在国外，我想这同时与民法理念与商法理念的冲突有关系。

民法是强调自由、平等、诚信、公序良俗，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价值理念，它同情、保护弱者，维持社会公正，可以比喻成一个“慈善家”。

商法中更强调制度安排的钢性，更强调效率。

还有一个案例，一个国营菜市场的工人，他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年，积攒了几千块钱。

当时，属于物价上涨的年代，人们用手中的钱拼命地购物来保值，没有人愿意把钱存入银行。

银行面临危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各家商业银行为了揽储而采取了许多措施。

农业银行率先采取的有关储蓄存单，即用钱换“钱”，存入一百元可以得到一面值一百元的存单，无记名，可转让，存单中规定了高额利息同时注有中奖号可以对奖，中奖率为50％。

这个人决定用自己的积蓄换农行的这种有奖储蓄存单，用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

他把钱存入银行后，结果存单被小偷偷走了，因为这种存单的高息回报，它背面注明了不挂失，可转让。

这个人发现存单被偷，便到农行办理挂失。

当他的特殊情况被银行了解到，银行破例为他挂失。

挂失只是谁持被盗存单来承兑，银行可以不予承兑，但并不意味着银行要对这个人付款。

因为这种存单是不记名，可转让的有价证券。

挂失的结果是查获10被盗的存单并捉住小偷，但还有另外的60存单，小偷讲扔到厕所里了，公安机关到厕所里取证也没有查获。

这个人便主7000元的存单权利，其中1000元，因为小偷是非法取得，不可能获得票据权利，所以银行同意返还1000元给这个人。

但另外60存单没有找到，因为存单是不记名，可转让的，以后有人持存单来取款，银行有义务付款，所以银行拒绝付这6000元。

这个人感到很委屈，小偷被捉到了，事情弄清楚了，结果银行还是不给钱。

报纸上报道了此事，标题是“何时还我血汗钱”。

银行感到也很委屈，这个存单无法证明毁损，灭失，它相当于钱，是可以转让、流通的，无期限的，如有人善意持有后来要求付款，银行没理由不付款。

但银行没有占有这个人的“血汗钱”。

这种“还我血汗钱”的慈悲心是民法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这里，我想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都不是主没有商法的存在，民商合一也不是商法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民商合一中有“商”这个概念，既然走民商合一的道路，商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不把“民商”叫“民法”呢？在民商合一的模式中，商法并非不足称道的。

较商法而言，民法是博爱的，它同情、保护、关爱弱者，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平，如不关心弱者，民法认为是“恶”的，但商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恶”的，因为它鼓励人们赚钱，唯利是图。

如果现在我们不承认商法存在的必要性，还局限于“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道德说教，恐怕市场经济无法进行下去了。

就现实而言，我们的市场还不健全，我们的商人处于发展阶段，如果不鼓励商法的理念，就不会有矫枉过正的结果。

因为我们社会中市场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总之，我认为票据法定位在商法，如果走民商合一的模式，票据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票据法的价值取向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紧密联系。

梁慧星先生在讲授《合同法》时，讲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是合同正义与合法效率。

如正义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取义而舍利。

梁老师又讲，在制定合同法中有几项立法原则，其中一项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思是人人有工作干，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个大目标。

那么，票据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票据法追求经济效率，那么这部法律一点伦理道德都没有。

这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目标相冲突。

而且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的立法、法理、司法中都强调公权，维护社会公益，如果票据法只维护商人的唯利是图，恐怕与世界立法发展潮流相矛盾。

所以说票据法不只追求效率原则，但主要是效率原则。

从票据法的立法目的，制度结构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取向。

票据本身是一纸，从中看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政策目标，只是商人用来作生意的纸。

从本质来看，促进票据流转是票据法的价值目标。

促进票据流通，是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需的。

如基于对票据的信任而发生票据的流通行为，只因一次欺诈无效而要求推翻所有的交易，重新按合同性质来决定行为的效力，这是不安全的，不是票据法所追求的。

在这个大目标下，究竟是追求“交易秩序的安全”还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不无争议。

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票据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票据的使用目的，即要求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和票据的交易编号，即要求有合同的交易。

这就把票据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到一起，来保证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

如地使用票据，法律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同时也认为票据是无效的。

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如果把票据与合同关系相联系到一起，还不如不立票据法，有合同法就足够了。

从西方票据发达史来看，票据在流通中有多种功能，如克服携带现金之不便，克服使用金钱在时间、空间上的不便、支付、结算、融资功能。

只有在流通中，票据才能发生诸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过分考虑使用票据的目的、用途。

因为可以通过完善合同法、行政监管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没必要赋予票据法太多的历史使命。

票据法只是保证票据流转的安全和流通秩序的安全，至少每一手使用票据的安全不在考虑围之。

但在立法条文中体现出“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的立法精神。

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签发取得转让票据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

条文中使用“应当”。

票据法第21条是关于汇票的，此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还要有保证支付的可靠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