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心中的_女神_

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1期（总第99期）作品研究

郭沫若心中的《女神》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

摘要：《女神》发表后，受到批评家们的高度肯定，但不同的批评家也从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新诗观念出发，就《女神》的思想立场和写作技术提出各种看法，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提出箴规和告诫。面对外部批评——

—不论这些批评是来自同一阵营，还是来自立场不同的其他批评家——

—郭沫若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始终认定《女神》为其新诗代表作，尊重《女神》时代的思想意识，坚持新诗是“写”出来而非“做”出来的观点，但对于他认可的意见，他也会认真接纳和吸收。郭沫若先后四次集中修改过《女神》，有抗争，有对同行意见的善意采纳，其动因比较复杂，不能简单认为是迫于外部压力或“媚俗”。《女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郭沫若本人参与建构的，他不同时期对于《女神》的态度，影响着《女神》研究的展开。

关键词：郭沫若；《女神》；新诗；修改

中国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设符：A文章编号：1003-7225（2012）01-0030-05

《女神》被文学史家誉为“第一部伟大新诗集”[1]和“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P103），长期以来被奉为五四时代及郭沫若本人的新诗代表作，亦为新诗研究和郭沫若研究界反复讨论的经典作品。最近，有人从郭沫若不同时代对《女神》的修订与改写中，看出了郭沫若的“媚俗”“投机”与“恐惧”。[3]此前，学界不乏对《女神》版本和修改情况的梳理①，不仅究明了版本演变情况，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如果认真阅读这些成果，当不会得出“媚俗”与“投机”这样过于简单的结论。但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当然还有深究之必要。“媚”谁之“俗”，

“投”谁之“机”，这谁谁谁，不是塞以“意识形态”与“时代”等抽象名词就能了事的，必须指证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言论。而先前相关研究成果，之所以无力回答“媚俗”、“投机”一类的指责，就在于仅就《女神》的版本和郭沫若本人的言论做了梳理，尚未从历史语境中分析《女神》为何修改，郭沫若为何反复表态，及这些态度的变与不变。这次我们仔细勾稽具体历史语境中围绕《女神》的批评与事件，通过对比和分析，在对话场域中考察郭沫若对于《女神》的看法。不仅力图回答有关“媚俗”和“投机”的批评，还试图考察郭沫若在不同时代对于新诗及五四新文学的态度，与郭沫若文学批评及性格“善变”之限度。

《女神》中的诗作，自发表伊始，特别是结集出版后，受到文坛的高度关注。批评家们大多肯定其成就，誉为杰作。但同时，各人也从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新诗观念出发，就《女神》的思想立场和写作技术提出各种看法，并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提出箴规和告诫。这都影响着郭沫若对《女神》的看法。郭沫若心中的《女神》，分别于四个时间点表达出来。一是1926年发表的《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沫若诗集》的编订；二是1936年《沫若前集》第一辑的编辑及《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诗作谈》两文的发表；三是1944年《凤凰》的编订；四是50年代《郭沫若选集》《沫若文集》及《沫若选集》的编辑出版。这四次表达，都含着申诉、辩难与表态的意味。郭沫若对于《女神》的看法，又影响了部分批评家的观点。这一动态场域的复杂纠葛，关涉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诸多人物和方面，显得意味深长。

一

1926年发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编订《沫若诗集》时，郭沫若的主要对话对象是1920-1926年间文坛有关《女神》的批评。这些批评可归纳为两种突出

收稿日期：2011-11-17

作者简介：李斌（1982-），男，四川省南部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研究。

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女神》形式上“简单”“拖沓”，有待锤炼；另一种观点认为《女神》作者在思想上还需进步，郭沫若在《女神》后的新诗比《女神》中的要好。对于第一种观点，郭沫若有所接纳，也有所保留，接纳的部分表现在《沫若诗集》对《凤凰涅槃》的修改中，保留的部分表现在对诗是“写”出来的而非“做”出来的坚持。同样，对于第二种观点，郭沫若也有所接纳，有所保留。接纳的部分表现在修改了《匪徒颂》《巨炮之教训》等部分诗作，保留的部分在于认为《女神》是自己新诗的代表作。

最先提出郭沫若新诗形式问题的，是郭沫若的好友宗白华、郑伯奇及康白情、闻一多等人。他们认为郭沫若的新诗“简单”、“拖沓”、“欠流动曲折”，在技巧上还需进一步锤炼。

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4]（P6）宗白华接信后，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批评郭沫若新发表的一些诗作在形式上还需注意，“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5]（P26-27）郑伯奇同意宗白华对郭沫若诗作“简单”“欠曲折流动”的批评：“我相信读者读《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几篇也定起这样的感想。”[6]康白情认为郭沫若的诗“散文的，不讲音节，终未免拖塌之弊”。[7]（P165-166）闻一多也认为《女神》的两点不足——

—用典过于欧化和夹有不必要的西洋文字——

—“原因在于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8]。

宗白华、闻一多等人对《女神》艺术技巧的批评，代表了部分批评家的看法，邓中夏、洪为法等人则批评了《女神》的思想内容，代表了另一部分批评家的看法。

在发表于1923年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邓中夏说，“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为我所不赞成，假如他的作品，尽像《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对于郭君技术上大体赞成，而思想上却希望他更进步。”[9]洪为法跟邓中夏观点相仿，认为“女神以后的诗”，如《仰望》《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上海的清晨》《励失业的友人》等，脱离了一己之悲哀，表同情于劳工，且猛烈攻击了资本主义，所以比《女神》要好。[10]

郭沫若通过1926年3月的《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和1928年《沫若诗集》的编订，对上述两种批评做了答复。《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虽是《三个叛逆的女性》之跋文，但其部分文字，亦可认为两年后出版的《沫若诗集》之序文，故统一考察。

相比于《女神》初版本，《沫若诗集》未收《序诗》《无烟煤》《三个泛神论者》《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等六首诗；修改了部分诗作，如将《匪徒颂》中的罗素与哥尔栋改为马克斯与恩格尔斯，《巨炮之教训》中的“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改为“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这些改订说明郭沫若认同了邓中夏、洪为法等人的部分观点，从事着《女神》时代之思想的清算。但邓中夏、洪为法等人的观点中，郭沫若也有不能接受之处。在郭沫若看来，《女神》是他的代表作：“很有些人称赞我《女神》以后的诗而痛诋《女神》的，但在我觉得还是《女神》里面是没有欺诳自己的一样。”[11]

同样，对于宗白华、闻一多的批评，郭沫若既有接受，也有坚持。郭沫若修改了部分诗作，以便简洁明了。比如，《女神》初版本的《凤凰和鸣》共15节，其中13节格式相同，每节更换几个字。《沫若诗集》将这13节压缩为3节。“艺术上更精练了，减少了不必要的拖沓和繁复。”[12]但是，郭沫若重申了他1920年的观点：好诗是“写”出来的，而非“做”出来的，“诗总当由灵感迸出”，“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她若何工巧总不能感动人深在的灵魂”[11]。

可见，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大为转变的郭沫若，对于《女神》的批评——

—无论来自同一阵营，还是来自其他朋友——

—都既有接受，也有坚持，体现了他坚持己见、敢于抗争的勇敢精神和不断完善自己作品的谦虚态度。

二

在郭沫若的总答复和《沫若诗集》出版后，部分左翼批评家接受了郭沫若的部分观点，认为《女神》在技巧上属于郭沫若最杰出的诗集，但在思想内容上还有待甄别。而京派批评家，则继续批评郭沫若关于诗是“写”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观点和《女神》的诗艺技巧。对于这两种批评，郭沫若在1936年的《我的作诗经过》与《郭沫若诗作谈》中进行了答复。

钱杏邨1928年有关《女神》的批评代表了部分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沫若是一个诗人，中国新文坛上最有成绩的一个诗人！”“《女神》是中国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但《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虽然也苦闷，也反抗，可是终竟具有着很浓重的当有生之伦都睡着的时候，他披着一件白孔雀的羽衣，在象牙舟上翘首的风味”，“俨然以大鹫自居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当然是要不得的。”“高唱其归真返璞的调子，渴求着所谓精神生活，整日里做着葛天无怀的梦”。[13]（P34-57）

朱湘、朱自清、废名等人则延续了宗白华、闻一多等人的观点，指责《女神》忽略艺术技巧。朱湘欣赏《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等诗，赞其“在艺术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朱湘继承了闻一多等人的观点，指出《女神》有两种不好的倾向——

—“西字的插入”和“单调的结构”。[14]（P365-378）朱自清的批评较为含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说：“‘诗是写出来的一句’，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15]（P5）废名称赞《女神》证明新诗“无疑义可以站得住脚了”，但“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写出来好就好，不好也就没法子好，有时想做也做不出来的。”比如《梅花树下醉歌》《天上的街市》等诗都有瑕疵，所以废名惋惜说，“他如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