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接触与语言的变化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的变化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刘玉屏摘要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研究语言接触及其与语言变异、语言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语言接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组概念说起，讨论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制约作用，分析语言接触过程中影响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建立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模式和检验模式。

关键词语言接触语言变化变化机制
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异、价值语言变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语言本身并不会接触，语言的接触通过语言使用者的接触实现。

也就是说，语言的接触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的接触，而造成语言接触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迁移。

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进程的“高速路”，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大量迁移和流动。

城市化进程强化了语言接触的密度和深度，导致了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新现象、新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语言接触及其影响语言变化机制的研究迫在眉睫。

一、从几组相关概念说起
1.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变化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一种行为或事实，接触各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是“语言影响”（language influence），是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导致语言产生的变化是“语言变化”（language change）。

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可表示如下：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变化。

从逻辑上说，“语言接触”是“因”，“语言变化”是“果”。

作为一个描述性的用语，“语言影响”既可以用做“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简称形式，指称“语言接触”这种行为；也可以用来指称“语言接触”的形式和结果。

比如有些学者采用“语言影响”指称“语言接触”，把语言接触的类型划分为“深影响”、“浅影响”、“长型影响”、“短型影响”、“口头影响”、“书面影响”等，又用它来指称“语言变化”的形式和结果，把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区分为“词汇影响”、“语音影响”、“语法影响”等类型。

还有的学者把语言的浅层渗透称作语言影响，与之相对的深层次渗透称为语言融合或语言混合。

为了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而加深语言接触的研究，我们建议使用“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这一对表义明确的术语指称语言关系中因果关系的双方，把语言接触看做自变量，把语言变化看做因变量，研究二者的关系。

2.语言演变·语言变异·语言变化
在讨论语言接触对语言所产生的结果时，有人使用“语言变化”，有人使用“语言演变”（language evolution），有人则使用“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

有人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演变”，讨论的内容确实语言变异；有人使用的术语是“语言变异”，讨论的内容确实语言演变。

有人把外来成分为适应当前语言系统而进行的结构调整看做语言变异；有人把语言的历史演变当做语言变异。

事实上，语言演变和语言变异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受到高度的重视。

一般而言，语言演变和语言变化都属于“历时”（diachronic）的范畴。

扩散理论的创建者王士元（2000）立足于时间，把语言变化区分为“宏观”（macroscopic）、“中观”（medioscopic）、“微观”（microscopic）三种类型。

变异属于微观变化的范畴，跨越的时间只有几十年。

也就是说，王士元把语言变异看做语言变化的一个特殊阶段，看做语言的微观变化。

社会学语言学家大都不从“共时”（synchronic）和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变异进行分类。

这是因为：一方面，历史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共时的变异；与此同时，共时的变异又体现了历史的变化。

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语言变异是语言演变的起始阶段，即开始出现异体的阶段。

由于变异阶段时间跨度小，与传统的“变化”概念相比较，可以暂且将其看做“共时”状态，因而有些语言学家把语言的变异称为“共时变异”，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将其称为“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

我们考察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首先需要分清变化的阶段：是出在变化刚刚开始的变异阶段，还是处在演变过渡阶段，或者是处在已经完成了的阶段；其次，应当明确区分语言变化和语言变异这两个个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

至于“语言演变”和“语言变化”，在英语里本来有明显的不同，即语言演变多指变化的过程，语言变化则指变化的结果。

在我国语言学界，两个术语常常被赋予相同的含义，一般都不加以严格的区别。

不过站在社会语言学的立场上，在讨论语言发展中的语言关系问题时，如果强调或者侧重于语言发展的过程，最好使用“语言演变”，如果强调或者侧重于语言发展的结果，最好使用“语言变化”。

2.语言功能变化·语言结构变化
这是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化的两种类型，也是语言接触的两种结果。

关于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学家已经提出的主要有双语或多语（包括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语言转用、语言混合等类型。

双语或多语并存是指在一定的言语社区里，由于不同语言或方言使用者长期的接触，导致人们经常性的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交际。

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同语言或方言使用者的接触广度、密度、深度不断加强，社会上的双语和多语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了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新现象、新特点。

在一个特定的言语社区里，一部分人放弃使用母语（或本族语）而转用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象叫做“语言转用”。

也有人使用“语言替换”（changement of language）或“语言转移”（language1 shift）指称这种现象。

过去，许多教科书和研究论著中经常使用的“语言同化”（language assimilation）一词，容易引起语言社会文化功能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的抵触情绪，现在使用的人越来越少。

“语言混合”（language mixing）指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结构要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共有的语言系统”。

至于两种语言混合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称得上“混合语”，学术界的意见尚有分歧。

有人提出，只有当接触后产生语言C既可以直接和A语言沟通，又可直接和B语言沟通，C语言才是A语言和B语言的混合语。

语言的混合有两种主要类型：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

语言混合不同于“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

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变体，它与语言混合有两个方面的区别：（1）语码转换中出现的两种（或几种）语码分属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系统，只是在特定使用场合被临时组合在一起，组合出来的语言结构不具有稳定性，即没有形成固定的语言系统；语言混合则是两种语言的语码糅合成一种固定的语言系统。

（2）语码转换中的各种语码在组合时仍保持其原系统中的形式；而在混合语中，被混合使用的两种语言中的语码则被加工和调整，即使把两种语码分离出来，也已不再是它们各自系统的原样。

与语言混合类似的一个概念是“语言混用”（mixing use of language）。

它是指说话人在使用一种语言时，由于特定的原因，大量混合使用另一种语言要素的现象。

比如在香港，语言使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汉语中大量混用英语词语。

很多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在说话或写文章时，习惯于在汉语的句子中夹杂英语词语。

这种现象已经在大陆一部分年轻人群体中出现，从而成为一种特殊语言社团的重要标志。

语言混用虽然不构成共有的语言系统，甚至只是一种临时的用法，但却可能成为语言变化的条件和基础。

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结构变化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既包括个别、零散的变化现象，也包括系统性的变化。

系统性的变化可能形成语言联盟。

“语言联盟”（language
alliance）是指由于广泛、深入的语言接触，致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其结构的非核心层出现对应关系和同构关系。

在语言接触研究中，一些学者没有明确区分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两种不同的变化类型，或者强调前者忽略后者，或者强调后者忽略前者，甚至不加区分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一些学者虽然区分了这两种类型，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导致研究结论的偏颇。

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语言结构的变化和语言功能的变化是语言接触引起的两种变化类型或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是一种“量”的变化，后者是一种“质”的变化。

与此同时，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常常是用来判断后者的重要依据，后者则常常体现了语言结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

只有认清二者的界限、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分析它们的联系和规律。

目前，关于语言功能的变化如何体现语言结构变化过程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二、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的原因
语言变化的原因历来受到不同语言学派的关注，尽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方言地理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付出了相当努力，但要充分认识这一问题尚待时日。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大力开展语言接触的研究，通过对复杂语言接触现象全面、深入的考察，揭示语言接触过程中制约语言变化的各种因素，从而揭示影像语言变化的机制。

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可以用来解释相当一部分语言变化的现象。

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的基本动因，这已被许多相关研究成果所证实。

近十年来，中国民族语言学界有关语言接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不考虑语言的谱系关系来描述语言结构特征的地理分布，那么，中国语言的结构类型明显地表现出区域性的趋同化倾向，即分布在同一地区的语言，不管是否具有发生学关系，往往具有某些相似的结构特征，这种区域性结构趋同化倾向，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释。

从总体上看，促使语言变化的原因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

内部原因主要指语言结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外部原因有很多，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心里的，等等。

语言接触是促进语言变化的外部原因而且常常与语言的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

刘俐李的研究（2003）报道了语言接触与语言内在规律共同作用促使语言系统产生变化的例子。

既然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那么，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机制问题。

具体而言，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因素对语言的变化起到了制约作用？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制约力怎样？语言接触究竟是怎样导致语言发生变化的？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才有可能揭示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

语言接触现象十分复杂，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制约着语言变化的方式、程度和方向。

概括起来说，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制约或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三种类型：（1）接触各方言的性质和特点，比如是否有亲属关系，语言类型的差异，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等；（2）语言接触的方式；（3）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

这些因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语言使用者对所接触语言的情感认同、价值判断、行为倾向等，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

当然，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从本质上看，他们都受制于一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

1.接触各方面语言的性质和特点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在我国语言学界，已有大量有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不同语言类型之间互相接触导致语言变化以及程度的研究报告。

不过，从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资料看，到底是语言类型那个差异大的语言之间互相接触更容易引起语言的变化？究竟是亲属语言之间互相接触更容易引起语
言的变化，还是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互相接触更容易引起语言的变化？对于这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总之，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接触双方语言的性质及特点与语言变化的方式、程度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度，我们还缺乏比较明晰的认识。

2.语言接触方式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关于语言接触的方式，目前各家的依据和标准还有很大差别，而且常常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归纳出来的语言接触方式的类型也就各不相同。

比如有人依据双方是否有群体的直接接触，或者是否通过其他的中介形式，把语言接触的方式划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大类型；有人根据接触的密切程度，划分为“浅层接触”和“深度接触”两大类型；有人根据接触时间的长短，划分为“长期接触”和“短期接触”两大类型；有人则根据接触的途径划分为“口头接触”和“书面接触”两大类型，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各种接触形式都会对语言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我们这里更为强调的是根据语言结构要素互相交融的方式划分语言接触方式的类型。

依据这个标准，目的是考查语言结构本身发生了什么程度、什么类型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概括出来的语言接触方式有哪些，具体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词语的互借和语码转换是其中的两种重要类型。

民族语言学家通过对大量语言接触事实的调查分析，提供了因词语互借引发语言系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明词语的互借往往导致语音系统的变化和调整，有时甚至引起句法调整。

语言之间广泛深入地接触，有可能造就一些双语双方言、多语多方言使用者。

他们在交际中经常出现的语码转换也是语言接触的一种常见方式。

如果说词语的互借是发生在语言使用者群体之间的语言接触，那么，语码转换则是发生在语言使用者内部个体的语言接触。

双语者语言使用中的语码转换，必然会对语言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使其产生变异。

①如果说语码转换常常是词语借用的先导，那么，在语码转换过程中，经常被用作转换的词语，久而久之就可能成为一种语言中的借词。

不过，语码转换引起的语言结构变化与语言功能变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3.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也会影响语言的变化。

当语言接触导致语言产生变异形式时，即在语言演变的初始阶段，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可能决定着语言变化的方向。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认同以及相关的心理机制有密切的关联。

以往的研究者所提出来的、并被语言调查结果所证实了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1)有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所决定的效仿强势语言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变化的方向，比如汉语各地方言普遍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2)以增强言语社区内部凝聚力为目的的聚合心理，也可能影响着语言变化的方向。

比如我国的回族虽早已转用汉语，但有些地区的回族在使用汉语时，总要千方百计地保留回族艳遇社团中的民族特色，无论在语言伤害是词语上，总要强调和表现出与当地汉语的某些不同②。

总体而言，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变异或变化原因，表面看来似乎跟社会文化因素无关，其实，从更深层上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语言结构内部，无论语音、语义，还是语法结构，斗士子成系统的，并且有各自特点和变化规律。

无论什么类型的语言研究，都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内部结构。

但是，被使用者的语言总是发展变化的，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比如一种语言结构内部出现的语音、语义、语法结构的变化现象，实际上都与社会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比如求新、求简、求异等有直接的关联。

也就是说，尽管语言的变化有其内部结构的原因。

但真正推动语言变化的则是社会文化的力量。

如果语言使用者缺乏某种使用语言变异现象的机会或者没有使用变
异现象的动机，那么，语言中的创新无论在语言内部系统方面显得多么自然，也终究难以扩散和传播。

语言的补偿机制、语言内部自我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本身，都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制约机制。

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们这里的只是提出了“语言接触过程中制约语言变化的因素、因素的分类和制约作用”等问题，而有关“各种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具体制约作用和制约力”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由于语言接触常常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对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功能产生影响，怎样把语言接触过程中的各个因素有效地分离出来，建立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之间的有效分析模式和检验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既要找到语言接触的证据，还要设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才能确定语言接触在各种导致语言变化的因素中所起的作用。

找到检验这种制约作用的方法，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建立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模式和检验模式，实际上是对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过程和制约机制的考察，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普遍意义上的语言演变机制的探讨。

关于语言演变过程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社会语言学家在语言演变的限制条件、过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王士元提出的有关语言演变的扩散机制理论，拉波夫初步建立的“进行中的变化”分析模式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我们需要针对中国复杂的语言接触实际，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积极寻找更多的、更为有效的观察途径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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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远新1988 《论我国民族语言的转换及语言变异问题》，《贵州民族研究》
第十期。

李生信2004 《从语言接触理论看回族母语的演变》，《宁夏社会科学》第五期。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