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的定义概述
（一）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亦译士林哲学、经院主义。

指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哲学。

“经验哲学”一词从拉丁文“学校”（Schole）演化而来。

中世纪教会垄断一切学问，修士会聚于学院（经院），主要研究基督教的教理，同时也研究哲学、逻辑、语法、修辞学等其他知识，以服务于基督信仰为目的。

由于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产生于经院，所以被称为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寻求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调和，谋天启与人智的统一。

经院哲学是唯理的，而非实验的；换言之，它根据逻辑，而非根据科学或经验观察。

它依据自然理性，更依据权威的经典。

它通常把圣经的经文乃至教父的论述作为逻辑推理的前提。

在基督教思想史上，通常称“教父哲学”为组织教理的时代，称跟随其后的“经院哲学”为论证教理的时代。

经院哲学建立在教父哲学的基础之上。

它始于第九世纪，至十五世纪而衰，历时六百年之久。

期间可分为四个阶段。

十一世纪以前为准备阶段，著名学者有：吉伯特（Gerbert，约945—1003）、贝伦加尔（Berengar de Tours，约1010—1088）、兰弗朗克（Lanfranc，约1010—1089）等。

至十二世纪为发展阶段，安瑟伦、哲罗姆（Jerome of Champeaux）、阿伯拉尔（Petrus Abailardus,1079—1142）、洛色林（Roscelinus，约1050—1125）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人物。

这一阶段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唯名论和唯实论。

十三世纪为经院哲学的鼎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和邓·司各托。

其之兴旺，得益于阿拉伯及希腊学者之影响。

经由阿拉伯人重新发现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西欧，与那时崇尚自然理性和逻辑推理的经院学风恰相契合。

于是教会学人皆舍柏拉图，而宗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有关“纯形式”和“不动之推动者”的论述成为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主要思路。

到十四、十五世纪间，经院哲学步入衰颓阶段或转折阶段。

奥卡姆的彻底的唯名论导致对通过理性认识上帝之途径的怀疑。

其转折的标志为对神秘主义的宗教经验的兴趣逐渐取代了对教理相关的理性推论的兴趣，从以拉丁文为主的写作逐步演变为以各国不同文字为主的写作。

其间最著名的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爱克哈特和库萨的尼古拉。

他们为德国辩证法哲学的兴起拉开了序幕。

（二）
“经院哲学”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早期）：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末，是经院哲学的准备和形成时期，最主要的是唯名论同实在论之争。

安瑟尔谟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第二阶段：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是经院哲学兴盛和开始衰落时期，最主要的是托马斯" 阿奎那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在总体上已经不再以创立教义、制订神学内容为己任，而是要从理论上论证、阐释教义，化解圣经或教父哲学中所包含的一些不协调因素，使神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被引入神学的思维，理性主义开始复苏，并在12－13世纪达到了高潮。

12世纪时，由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文明回传入西欧，从而导致了经院哲学内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斗争。

托马斯·阿奎那适应形势的发展，力证理性在论证信仰、捍卫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毅然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证基督教信仰，从而把经院哲学推向了鼎盛时代。

然而，托马斯所建立的理性与信仰的联盟遭到了英国唯名论的坚决反对。

唯名论反对用理性来思维信仰的作法，从而消解了经院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经院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11世纪以后，西欧生产力在缓慢的积累中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成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

以新兴市民阶级为载体的人文文化在13－14世纪的复兴，对经院哲学造成了更为致命的冲击。

随着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的发现”和“人的
发现”，神已经不再是人们思考的中心，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经院哲学的特点
是研究超自然地圣经词语，是脱离现实的纯抽象的论证。

经院哲学是从古代哲学过渡现代哲学的桥梁。

经院哲学的对象和目的
对象：不是自然界和现实，而是超验的上帝，天使等
目的：为教义和教条做论证和辩解，使之系统化。

经院哲学的特征
是一种宗教哲学，生活于经院之中
盲目崇拜权威，蔑视实际经验知识，他们把圣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为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进行盲目崇拜。

使用辩证法搞形式主义和繁琐的论证
（四）
经院哲学的衰落
罗吉尔·培根对于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的批评，从现代观点看，虽然是正确的，但和
当时存在的时代精神却有些格格不入，所以不能发生多少影响。

对于经院哲学的更富于摧毁性的攻击是哲学界的攻击。

这场攻击开始于十三世纪的末期。

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约1265－I308年）在伦敦与巴黎教过书，他扩大了连阿奎那也认为是理性所不能说明的神学地盘。

他把主要的基督教义都建立在神的独断意志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自由意志是人的基本属性，地位远在理性之上。

这是反抗经院哲学所追求的哲学与宗教的融合的开始。

当时人本以为托马斯·阿奎那已经最后确凿无误地完成了这种融合。

但是，这时，二元论又复活了，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不完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要想使哲学从“神学的婢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致可以自由地与实验结合，而产生科学，这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十三世纪之末与十四世纪之初，托马斯派与司各脱派平分了哲学与神学的天下，同时在文学方面，一个反抗权威桎梏的运动，也在意大利出现了。

邓斯·司各脱所开始的过程，到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earn，卒于1347年）的著作中有了更大进展。

这位萨里（Surrey）人否认神学教义可以用理性证明，并举出许多教会教义是不合理的。

他攻击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极端理论，并领导方济各会修士反抗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他因为著文为这一行动辩护而被指为异端，受到裁判，监禁于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

后来他逃出监狱，求巴瓦里亚的路易皇帝（Louis of Bava ria）保护，并帮助这位君主与教皇长久争辩。

这一真理的双重性的原则——一方面凭借信仰接受教会的教义，另一方面凭借理性研究哲学问题——是与唯名论的复活有密切关系的。

唯名论相信个体是唯一的实在，并且认为普遍性的观念只不过是名称或心理概念而已；这种见解的主要倡导者是巴黎的让·布里丹（Jean Buridan，约在1350年）。

唯实论派为了从普遍中导出个别，总是在一个又一个抽象观念中绕圈子。

对这种把问题复杂化的做法，奥卡姆用他的有名的警句——所谓“奥卡姆的剃刀”——加以批判：“不要增加超过需要的实体”。

这是现代人反
对不必要的假设的先声。

由于唯名论的复活，人们就对直接感官知觉的对象重视起来，这种精神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就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实验，促进了归纳研究。

这种新唯名论遭到教会的反对与禁制，巴黎大学谴责了奥卡姆的著作，直1473年还企图强迫推行唯实论。

但唯名论以不可抵抗之势传布开来，几年以后阻力使绝迹了。

大学校长、教会主教都成了唯名论者，马丁·路德的学说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奥卡姆的著作中得来的。

最后，罗马才回到修改后的亚里斯多德的唯实论，1879年，教皇列奥十三世（Le ⅩⅠⅠⅠ）下了一道通谕，重新规定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是法定的罗马哲学。

尽管这样，奥卡姆的工作仍然标志着经院哲学独霸中世纪的局面的结束。

从此以后，哲学就更可以自由地进行探讨，不一定非要达到神学预定的结论不可了，同时宗教也暂时脱离了唯理论，可以来发展它那些同样重要的情感和神秘方面了。

因此在十四、十五世纪就出现一种新神秘主义（特别在德国）和许多类型的宗教经验。

这些宗教经验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知，而且是有价值的。

另外一位帮助推翻经院哲学的著名教士，是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年）主教。

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只不过是猜测而已，虽然人们可以凭神秘的直觉去领会神，而神也囊括了一切存在物。

尼古拉由此形成的见解后来成为一种泛神论，而为布鲁诺（Bruno）所采纳。

不管他对于知识的看法怎样，尼古拉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却有显著的贡献。

他用天平证明生长着的植物从空气里吸取了一些有重量的东西。

他提议改良历法，认真地尝试把圆化为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并且抛弃了托勒密体系，拥护地球自转的理论，成为哥白尼的先驱。

尼古拉、布鲁诺与天文学家诺瓦腊（Novara都认为运动是相对的，只有数才是绝对的，这样也就在哲学方面，为哥白尼铺平了道路。

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亚洲内陆的旅行，也增进了地理知识。

中世纪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以人文主义、艺术、实际的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开始为其特有的光荣的文艺复兴的道路扫清了，经院哲学的时代过去了，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在科学历史学家眼中，中世纪是现代的摇篮。

阿拉伯学派保存了希腊学术，而且对于自然界的知识有不少独创性的贡献。

在阿拉伯与西欧，实用技术慢慢地兴起，只是对一般的思想还没有什么影响。

从十二世纪以后才有人进行蒸馏，在1300年左右才出现了用于制造眼镜和其他用途的凸透镜（主要在威尼斯），两百年后才有凹透镜。

工业制出了化学试剂，如硫酸与硝酸。

但是有系统的实验却没有什么进步，可以说，在罗吉尔·培根提出实验科学以前，西方学术界本来并没有自己的实验科学。

后来又出了几位数学家。

著名的有斯杯因谢德（Richard Swineshead，活动于1350年）与霍耳布鲁克（JohnHolbrook，卒于1437年）。

但研究欧洲中世纪思想时最有趣的一件事，是追溯不断变化的人类心理态度怎样从一种似乎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状态，转到另外一个状态，以致使得科学自然而然地从哲学的环境里产生出来。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

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一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与他们的教训。

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推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

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

从某种意义说，我们只谈到了基督教中世纪最坏的一面：在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特殊思想领域方面，中世纪是最虚弱的。

我们只是大略地考察了一下欧洲各个国家怎样在中世纪形成和巩固。

我们没有谈到中世纪在文学和艺术上惊人的成就。

《罗兰之歌》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文化民族化的一个迹象；后来的骑士浪漫文学我们根本没有提到。

但丁的《神曲》，除了把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秘藏在诗句里之外，对我们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教堂建筑的光辉成就，在我们不过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例证。

就是中世纪的宗教，虽然
在哲学方面和我们关系比较接近，在本质上也与我们的研究漠不相干。

中世纪宗教对于救世主上帝的信仰，它对全体人类崇敬热爱的精神以及它给受苦人群带来的得救的福音，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

我们碰见了那个猜疑的裁判官圣伯纳德，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t），那位可爱、欢乐、单纯的人物，却不见于我们的篇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