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理论综述

交易费用理论综述
作者：沈满洪张兵兵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1期
[摘要] 交易费用概念由科斯创立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交易费用的内涵有交易分工说、交易合约说、交易维度说、制度成本论、交易行为说等典型观点。

交易费用的构成主要包括搜寻信息、达成合同、签订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

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结果表明，降低交易费用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研究课题。

因而，交易费用理论在国家理论、产业理论和企业理论中均得到广泛运用。

交易费用的测度、交易费用理论对转型国家的解释以及用交易费用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能获得创新性成果。

[关键词] 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研究展望
A Review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Shen Manhong Zhang Bi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cost introduced by Ronald Coase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general economic theory， but also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practical economic phenomenon，in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CT）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nd review on TCT will contribute t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ideas of ″transaction″ by Aristotle and Commons，and ″transaction incurred costs″ by Gounod and Marx ar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cost.″ The proposal term of ″transaction cost″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neoclassical econ omics that treats the enterprise as
a ″black box.″ Today，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is widely used to expla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behaviors and it attracts increasing attentions in both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policymaking.
Various broad defini tions of the phrase ″transaction cost″ are used in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m as transaction division， transaction contract， transaction dimension， institutional cost and transaction behavior. A comparison and summary of these viewpoints outlines an overall picture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CT. Transaction costs consist of five major components： searching cost， negotiating cost， contracting cost， monitoring cost and enforcement cost. In addition， we distinguish the concept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from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circulation cost.″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action cost is critical at the empirical level. Arguably， there is no consistent approach to measure the exact value. For most macro analysis， transaction cost is overestimated and this bias shows increasing trend over time. The assessment for transaction cost at a microlevel mainly focuses on some specific sectors/firms. The evaluation on public sector is relatively rare. However， most studies exhibit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in total costs， which call for the importance to cut the transaction cost.
TC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theory， industry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firms. Also it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se theories. As the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CT is expected to yield innovative outcome in multidisciplines， such as the technique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action cost， the application of TCT o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and guidance for Chinas reform and so on.In a word， the development of TCT is worthwhile and requires further indepth inputs.
Key words： transaction cost；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prospect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挑战，它为分析经济理论及经济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以交易费用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它对经济现象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经济学研究热点。

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述评，有助于推动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交易费用概念的渊源与提出
（一）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交易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使用“交易”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商业交易、金融货币交易和劳动力交易三类[1]25，33。

虽然这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有很大不同，但亚里士多德将交易与生产加以区分，定义交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交易及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旧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
将交易引入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他定义交易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

康芒斯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三种类型[2]8。

虽然康芒斯对交易作了严格的分类，但忽视了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没有把交易与成本结合起来，而零成本的交易与经济现实大相径庭。

法国著名数学家古诺发现，交易过程中的损耗是不可避免的，交易各方都需要克服摩擦，而商业范围的扩张和商业设施的发展可以使摩擦减少并趋于理想的状况[3]22。

马克思认为，商业的专门化节约了用于商品买卖的资本，但却招致了流通费用，包括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
费用和运输费用等[4]146。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流通费用实质上就是交易费用，当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交易费用，但当时马克思对交易费用的论述已是十分深刻了。

（三）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与交易费用
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5]388。

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围绕契约的流程进一步探讨，发现了在契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中，一些额外的支付是不可避免的，并将交易费用的思想具体化，指出“为了进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及交易的条件，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6]15。

由此，交易费用的内涵已昭然若揭。

但科斯并未使用“交易费用”这一名词，而是阿罗在研究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和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时首次提出这一名词，并将其定义为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7]70。

但阿罗与科斯一样，对交易费用的描述和定义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交易费用的内涵与构成
（一）交易费用的界定
1.交易分工说。

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后进一步指出，不仅市场有交易费用，企业本身产生的如行政管理费用、监督缔约者费用、传输行政命令费用等组织费用也可以看成是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5]390
405。

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也随之扩大，当其扩大到与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相当时，企业的规模便不再扩大。

企业或其他组织在社会分工中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的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与市场交换，以减少市场交易者的数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最终减少交易费用。

因此，交易源于分工，交易费用是一种源于分工的制度成本。

诺斯在研究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时也指出了交易费用的产生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关[8]26。

张五常[9]3、杨小凯等[10
11]分别从劳动力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指出企业是劳动市场替代中间产品市场，而非市场组织之间的替代；另外，企业与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盛洪在研究中也指出，现实中的人都需要综合考虑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两种费用，而分工程度揭示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经济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互动过程又决定了分工程度及其发展[12]9
11。

因此，想要研究分工问题，就要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同时交易费用也在研究分工的过程中变得明了。

2.交易合约说。

德尔曼以契约过程为主线进行了研究，认为契约签订前，交易双方相互了解交易意愿等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决定签约时，需对交易条件的决定支付成本；契约签订之
后，还需对执行契约以及控制、监督对方履约支付成本[13]147。

张五常强调了产权交换对契约安排的依赖关系以及交易费用对契约选择的制约关系，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面临三种选择：自己生产和销售商品；出售全部生产要素；引入契约安排方式，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以获得一定的收入[9]3。

前两种选择的交换实际上也是通过契约安排来进行的，它们与第三种选择的区别在于：第一种选择由原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决定如何使用要素进行生产及出售商品；第二种选择由新的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决定要素的使用及商品的出售；第三种选择则是有限的使用权委托。

企业的产生与第三种选择有关：企业家或代理人是根据委托代理中的契约所规定的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权来安排生产活动的。

威廉姆森也曾指出隐形契约是十分重要的，并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两部分[14]20。

从契约的角度研究交易费用，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确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但从契约的角度并不能让我们深入研究交易费用本身的性质以及交易费用的测量问题。

3.交易维度说。

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识到交易的三个基本维度：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14]43
80。

交易频率指交易发生的次数。

交易频率可以通过影响相对交易成本而影响交易方式的选择。

交易的不确定性包括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预测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等。

资产的专用性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

这三个维度是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也是使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重要特点，尤其是资产专用性[15]12。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为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决策必须是应变性的、过程性的。

而资产专用性使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潜在可能性，资产专用程度越高，事后被“敲竹杠”或“要挟”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市场完成交易所耗费的资源比一体化内部完成同样交易所耗费的资源要多[16]9
10。

威廉姆森在研究中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因为假如这三个因素没有同时出现，交易费用就不会存在[14]。

威廉姆森基于交易维度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交易费用存在的成因，但并不能为交易费用的量化即实际测度提供依据。

4.制度成本说。

张五常在研究中选取了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作对比，对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进行描述张五常的这种思想在其文章中多次被提及，但首次提出是在1987年。

[17]2。

他指出，交易费用不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经济体中。

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把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加以区别，所以他所定义的交易费用是广义的，包括信息费用、监督管理费用和制度结构变化引起的费用。

张五常认为，只要是一个人以上的社会，就会需要如何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即需要制度。

从广义的角度讲，制度是因为交易费用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也可以叫作制度成本。

张五常的交易费用主要指发生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费用。

在张五常的研究中，鲁滨逊·克鲁索经济的引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存在，然而，他定义的广义的交易费用引入超现实的东西，并将其定义为如此大的一个范围，势必在应用上引起混乱。

5.交易行为说。

诺斯在张五常关于一个人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交易费用的认识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人类行为理论。

他从对人类社会分工的分析入手，将人类的社会行为分成交易行为和转化行为[8]23
25。

其中，交易行为指购买投入品、中间投入、协调生产过程、获取信息、进行市场营销、产权保护等行为；转化行为指对自然物质的开发研究、变换和位移、服务的生产等行为。

交易费用是与交易行为相关的费用，是为交易行为而花费的资源；转化费用就是为转化行为而花费的资源。

诺斯所讲的转化费用就是前面所述的生产费用，只不过诺斯认为交易行为和转化行为都具有“生产性”功能，不能抛开交易费用而仅把转化费用称之为生产费用。

诺斯对交易费用和转化费用的区分叫法自然，能够让我们看到交易活动的“生产性”功能，让我们对交易费用有另一种新的认识，但这也容易引起人们对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及转化费用的混淆。

（二）交易费用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1.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价值增值及其实现过程，区分了生产与非生产，认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创造了价值[4]201。

在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必然要支付消耗的生产资料并支付劳工的劳动报酬，这两部分的和就是生产费用。

而交易费用是伴随着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签订合约、监督合约履行产生的。

所以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是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有着严格且明显的不同。

2.交易费用与流通费用。

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都是相对于生产费用而言的非生产费用，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8]2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创造的价值需要在流通领域得到实现，商品在流通领域的运行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就是流通费用[4]146。

在内涵上，流通费用和科斯早期提出的“利用市场机制的费用”是相同的，但随着交易费用概念的发展，它更多地与契约关系和制度决定联系在一起，与流通费用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外延上，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都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为假定前提，但由于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具体费用项目是有所不同的；在性质上，流通费用是一种资本形态，可以用价值或价格来计量，而交易费用概念模糊，很难明确其具体内容，在计量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交易费用与流通费用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以很容易混淆。

3.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都是由transaction cost翻译而来的，在研究交易费用理论时一般不加以区分。

但蒋影明指出，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是有区别的，交易成本是总体上的概念，而交易费用是局部上的概念，交易成本是交易费用之和，并且在市场作用下，交易成本往往在配置到交易参与者时形成不均匀的交易费用[19]118
119。

交易成本与交易费用是由同一个英文词组翻译而来，两个词语本身并没有被赋予总体或局部的意义，即使在理论中存在总体和局部上的差异，也只需要在研究结果中指出即可。

（三）交易费用的构成
科斯指出，围绕契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交易费用包括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等多种费用[5]391。

德尔曼指出，交易费用包括搜索信息的费用、协商与决策费用、契约费用、监督费用、执行费用和转换费用[13]148。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两部分，其中事前的交易费用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事后的交易费用则是解决契约本身存在的问题时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花费的成本，包括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和保证成本[14]20。

张五常将交易费用理解为识别、考核与测度费用，以及讨价还价与使用仲裁机构的费用等[17]2
3。

虽然不同学者指出的交易费用具体构成不同，但事实上都是交易发生时伴随整个交易过程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搜寻信息的费用、达成合同的费用、签订合同的费用、监督合同履行的费用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费用。

三、交易费用的测度与量化
（一）交易费用测度与量化的难点
对交易费用的测度一直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交易费用中搜集信息、谈判和签约等费用会涉及人的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很难用货币衡量，要准确地计算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

交易费用的测度确实存在很多障碍，如两位贝纳姆列举的：缺少普遍认可的定义，对交易费用内涵的表述不一，不能够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具有操作性的统一标准；如果交易费用非常高，许多交易根本不会发生；一价定律在此并不适用[20]427
429。

另外，马格丽特指出，交易费用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有关，这也让交易费用很难量化转引自笪凤媛、张卫东《交易费用的含义及测度：研究综述和展望》，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25
241页。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不能够精确地计算交易费用，但还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对交易费用进行近似计算。

Wallis和North采用绝对量计算了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21]95；而威廉姆森提出了采用序数比较的方式来测度交易费用[14]81；张五常也指出，测度分为基数测度和序数测度，原则上交易费用是可观察到的，可以采用基数进行测度，但实际测度却存在困难，测度本身的费用很高，而采用序数测度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2]102。

（二）宏观层面交易费用的测度
Wallis和North在研究中首次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21]96
120。

在他们的研究中，整个经济部门被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交易费用来源于两部门的交易费用之和，而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表示，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从事交易服务的职员人数和薪水的乘积来计算。

最终他们计算出美国的交易
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70年的24.9%—26%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

Wallis和North提出的方法随后在交易费用的测度上被广泛使用：Dollery和Leong计算了1911—1991年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比重[23]207；Ghertman利用OECD数据计算了1960—1990年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交易费用比重 M.Ghertman，″Measuring Macroeconomic Transaction Cost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Possible Policy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aris，1998.；DagninoPastore和Farina J.M.DagninoPastore & P. E. Farina，″Transaction Costs in Argent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1999.、Hazledine[24]85以及Chobanov等 G. Chobanov， H. Egbert & A. Giuredzheklieva，″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Bulgarian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ykjavik， 2007.也分别对阿根廷、新西兰以及保加利亚的交易费用比重进行了测度；张五常通过计算得到中国香港交易费用比重高达80%以上的结论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的范式》中提及“在今天的香港，GDP中至少有80%来自交易费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第2页）。

；缪仁炳和陈志昂[25]17
20、金玉国和张伟[26]39也分别对中国的交易费用比重进行了测度。

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交易费用的比重基本呈现递增趋势，只有1991—1996年新西兰交易费用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作者在研究中指出，新西兰1991年交易费用比重如此之高很可能与当时新西兰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及失业率严重上升有关。

Chobanov等在研究中将交易费用比重的增加归因于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的提高。

事实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劳动力需要通过学习语言、掌握规则等来提高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这必然会带来资源的耗费，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

但也有学者指出，Wallis和North计算出来的交易费用仅仅是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即流通于市场的那部分交易费用，而忽视了非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此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

想要更准确地计算交易费用，就必须想办法计算出非市场交易费用。

钟富国采用因素分析法萃取交易效率的组成层面，并通过面板数据验证了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资讯通讯科技、教育等影响各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参见钟富国《交易成本对经济表现之影响：两岸三地之比较》，“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赵红军借鉴钟富国的方法，运用因素分析法对中国1997—2002年的平均交易效率进行了直接衡量，对交易效率变量的累积效率达到
73.26%左右[27]8
11。

除了通过构建指标衡量某一经济体的交易效率来间接测度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笪凤媛和张卫东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构建多指标多原因模型，首次建立了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体系，间接测度出我国1978—2007年的非市场交易费用相对于GDP的比重降低了约3.5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体制转型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均显著降低了我国非市
场交易费用的规模[28]132。

非市场交易费用可以被间接测度出来，但验证已有方法的合理性或寻找测度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新方法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
微观层面的交易费用测度包含公共部门以及行业或企业交易费用的测度，当然有时在公共部门公共政策实施的交易费用的测算上，也会涉及个人交易费用的测算[29]557。

公共部门政策的效率对该政策的评价至关重要，而在研究政策的效率时应该将实施该政策的交易费用考虑进去。

McCann和Easter利用国家资源保护服务部门所收集的数据，对减少非点源污染政策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

结果显示其交易费用占总资源保护成本的38%，验证了作者提出的将交易成本作为评判政策的经济效率指标的假设[29]562。

虽然公共部门政策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来，如Mettepenningen等采用普通调查法对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多种农业环境计划所包含的成本进行对比，并采用一年登记法对具体的成本值进行测度，最终显示交易费用占农业环境计划总成本的14%，占补偿支付的25%[30]663，然而测度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并且有些政策的交易费用很难甚至不可测度，尤其是在中国。

行业或企业的交易费用测度较之于宏观层面及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测度要更容易，相关研究也较多。

金融行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种，一般来说交易费用较高。

Stoll和Whaley直接采用价差加佣金作为证券市场交易费用的方法对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得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的2%，而其他较小的证券交易所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的9%[31]58。

Karpoff和Walking[32]291、Bhushan[33]46分别构造价格、交易额、公司规模、已发行股票额为代理变量，假定代理变量与交易费用呈负相关，进而通过代理变量测度了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

Polski采用Wallis和North[21]的方法将商业银行利息支出和非利息支出之和作为交易费用，对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得出美国银行业的总交易费用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34年的69%上升到了1989年的85%，而到1998年则下降为77%[34]6。

在其他领域，Benham对公寓转让的交易费用进行测度，并对开罗和圣路易斯进行对比，开罗的费用是圣路易斯的8倍 A. Benham & L. Benham，″The Cost of Exchange： An Approach to 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The Ron ald Coase Institute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8.；GabreMadhin 对埃塞俄比亚谷物市场进行研究，测度结果是谷物交易双方面临的交易费用占总成本的
19%[35]51。

Royer对牛奶市场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但与前人不同，他对比了市场与合约条件下信息、谈判、强化成本分别占交易费用的比重。

结果显示，在市场条件下，三者占交易费用比重分别为16%、50%、34%；在合约条件下，三者占交易费用的比重分别为1%、1%、98%，表现出了不同条件下交易费用构成的不同[36]180。

除了采用基数方式测度交易费用外，采用序数比较的方式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交易费用中某些内容不容易量化的难题。

威廉姆森最早指出，尽管直接测度事前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制度的比较，把一种合同与另外一种合同进行比较来测度交易费用[14]80。

如de Soto开创性地考察了在秘鲁依法开办企业所需要的成本，他的团队在不行贿、不利用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完成所有法定程序的时间是289天，而在美国佛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