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思想对东亚文化影响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而衍生出的思想。
日本近世文人在“夷夏之争”的理论思辨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力图在中华思想的框架内，摒弃对于日本文化的自卑心理，树立日本也可为“中华”的独立意识。
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标签：华尊夷卑；自国意识；日本主义；东夷一、“华尊夷卑”的思想心态“华夷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使汉民族在与周边族群交往过程中产生一种优越感，并从而萌发出“华夷”分野的观念。
“夏”“夷”最早是用来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本都不含蔑视之意，之后成为看低对方之语也是随着国家、地区间交往的加深而日久积淀的结果而已。
《春秋》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可算作是中国史籍对华夷观念的最初强调，并连同“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的观念一并显示出华夷之间存在的界限不但是地理上，更是文化上的。
这种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夷夏世界观也成为了处理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时的一种民族不平等的思想。
其核心内容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作为判断依据来将世界序列化，视己为中心，而其他为未开化之蛮夷。
中国意为“中心之国”，使用时意同“强大的我国”或“最文明的我国”；而古代越南、日本因为系统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又觉得自己相对独立，进而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家”和“最文明的国家”，同时也为“得沐教化”（学习到中华文明）而自豪，所以仿照中国本土也自称为“中国”。
这种世界观即便只是一种以自我中心的意识，但却长时间地影响了东亚各个区域，并且将一种“心理的压迫”植入东亚人的心中。
二、江户时期儒者们的课题日本作为中华文化的接受国大量汲取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力量，但这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肯定也与源生于日本的先天性的情感因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感。
所以，当作为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或形成世界观基础的“华夷”思想引入日本时，就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元明清时期华夷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
元明清时期华夷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华夷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信仰，主要是指对于中国之外的外族种族的看法和态度。
在元明清时期，华夷观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元和明朝时期，华夷观念逐渐被重新定义，而这种定义对华夷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文化和经济交流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元朝继承了中国唐宋等朝代的传统华夷观念，即将自己视为“中华”的代表，将外族看作是“夷狄”，认为他们具有落后、野蛮的特点，需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统治。
但是，元朝也受到了蒙古、西亚等地区文化的影响，对于外族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汉族社会中涌现出了一批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元代官方对于外族的认知逐渐向着多元化、包容化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元朝还积极开展了对于外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族社会和外族社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相对于元朝时期，明代显得更加封闭与保守。
明初的皇帝朱元璋不仅高度重视汉族与外族的区别，并且强制限制汉族与外族的交往，力图重构华夷思想。
在这一时期，汉族社会对于外族的看法日益强化，民间出现了一些以“排外”为中心的文化现象，比如说以“锁燕帘”和“拒蒙门”为核心的民间文化，这表明明代社会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
不过，随着明代逐渐走向繁荣富贵，一种渐进的汉化思路在国王和学者之间形成。
在这一时期，中国官员和文人开始积极向外推己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制度，也同时向外界传播他们对于华夷关系的看法。
清代时期，中国社会的华夷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康熙、乾隆时期，清朝的皇帝将华夷观念转化为一种用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工具。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思想，开始尝试着将“中央文化”列为“世界文化”的代表，得到全球文化的认可。
同时，清朝还积极地向西方传教士、商人、学者等开放社会，推行对外交流，并用邮政、海运等方式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
这些转变改变了华夷观念的历史地位，将其从一个传统观念转变为一种现代的思想模式。
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
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作者：刘丽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02期[内容摘要]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强调国家之优劣先验地决定于国家本身。
其构想以“神国日本”为先验性根源，以日本持续“泰平”为表征，以兰学知识为佐证，强调日本不仅优于中国，还是世界“万国之宗”，并且不排斥使用武力来实现。
表面上，这一构想似乎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展现了日本价值的伸张与独立。
实际上，它仅仅是置换了中日之间的“华”与“夷”，用“神道”取代“圣人之道”，在逻辑框架中仍旧坚持“尊内卑外”“中心一外围”的传统观念，并未对“中华文明”形成实质性的批判，本质上依然属于华夷思想。
然而，它却丧失了华夷秩序的伦理性，强调武力，这些变奏部分与近代侵略历史相连续。
[关键词]本居宣长；日本国学；华夷秩序；兰学；神国优越论[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24）02—0004—13德川幕府时期随着宋明儒学在日本的普及，以及中国明清鼎革事件的涟漪效应，日本思想界在吸收儒学养分的同时又萌生出“日本中华思想”。
本居宣長（1730—1801），作为日本近世复古国学派的集大成者，提出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国际秩序构想，这一构想常被视作“日本中华思想”的一种极端表现，或被认为是中华思想在日本本土化的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皇国优越论基于对中华文化的贬低而形成。
这引出了以下问题：这种贬低是否意味着摆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不能再将其归类为“日本中华思想”？再进一步从近代国家构建的视角来考察，日本的本土化或同质性的建构，是否体现出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意义？对此，先行研究者各执一端，概括而言即强调“日本独立性”和“与中国同质性”的观点，并据此对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影响做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部分学者借用兰学的视角，论证兰学知识的流入使宣长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日本独立性”的探索。
先行研究者在宏观视角下对宣长在近世思想脉络中的定位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
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20116983 沈利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民族文化的强国角色。
倚仗着这个角色，我们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浩浩荡荡，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世界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纵观古今，中国人民从最早的部落聚居，到形成特色丰富的民族，再出现各民族融合，直至最终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我们完成了从原始到先进的演变。
这个演变过程，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动脉，昭示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
回顾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程，可以分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族的形成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第二阶段】汉族与少数民族部分互融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第三阶段】汉族与少数民族大量互融阶段。
宋、辽、金、元时期，进行于边疆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第四阶段】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阶段。
明清二代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分析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宏伟景象，我们不难发现，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交流、甚至是躲避战争都不同程度成为民族融合的目的。
但寻求其主要原因，还是文化上的融合。
中国文化里的“华夷之辨”，尽管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意识，却无形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
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
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
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
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
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双边关系扩大到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
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
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
下面，我们就对这一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
一、“华夷”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
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纯净的需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自然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
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
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区。
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
从汉初开始，除卫青、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
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
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东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文化东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文/徐明君摘要：东北地处边疆，其文化具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特点，而在近现代东北亚的政治发展中，充分体现出其上层建筑性质。
东北不是民族自治区域，但文化的民族性是现代东北发展中的深层意识形态问题。
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认识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以及建设东北亚经济共同体都有着深远意义。
关键词：东北民族文化；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伪满洲国作为由若干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共同体是个经济概念，也是政治概念，离不开民族问题，也就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当前，民族主义仍是导致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西藏存在这种隐患，新疆民族主义还和伊斯兰运动等跨国恐怖主义有直接联系。
东北是边疆地区，但不是民族自治区域，而韩国基于历史对东北的领土声索，日本的现实挑衅与历史侵略仍需辨析民族主义。
文化是民族主义发展衍变的条件，而文化的不同层面及意义也影响族群和国家认同观念。
当前，应辩证看待当代民族观，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东北亚政治稳定与营造良好经商环境创造文化氛围。
一、东北文化的民族性东北地域共同体是满族统一的重要条件。
由于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对东北的民族主义观自然涉及到“华夷之辨”的问题。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华夷之辨”，实际上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秦国统一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都有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但并可没有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承。
所以，元朝和清朝是中国朝代的自然更替，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持此看法。
而希腊文化、罗马、印度、巴比伦等古代文化则随着外族入侵而消失。
“华夷之辨”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但中国社会发展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虽然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汉族南迁，最后形成客家人，成为海外华侨的重要源头，但少数民族很注重吸收汉族文化，如满族统一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地域文化共同体。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0年在新疆视察时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传统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传统华夷观对xx近代化的消极影响产生原因：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
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
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主要原则：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
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
“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
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畸变与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但地理大发现后，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
具体表现是：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
华夷观念产生时，因为华夏文化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还不大。
但在华夷观念畸变之时，正是世界发生巨变，且东西文化相激相荡之际，所以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则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课件高考统编版历史一轮复习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 1.以人为本，民本思想 • 2.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 3.提倡爱国，家国情怀 • 4.崇德尚贤，天下为公 • 5.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 6.和而不同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 • 1.特点 • （1）本土性；（2）多样性；（3）包容性； • （4）凝聚性；（5）连续性 • 2.价值 • （1）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 （2）道德伦理和价值标准影响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 • （3）维护团结统一，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答案：D解析：依据题干“这种形式的设计一方面是源于中 山装所借鉴的西式军装，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影响到了服装领型的选择”可知，反映了中山装既融合了 西方文化又保留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 故D项正确，其余三项均不符合题意，应排除，故选D。
3.中华民国设计的旗袍兼具中西服饰的特点，而同时期， 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女装有取名为“孔子”的中国大袍式系 列。这反映出（ ） A.文明交流的被动性特征 B.文化传承具有多样性 C.文化发展的同质化趋势 D.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
为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复习题跟踪训练
• 1.“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 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下列思想与上述材料具有相似性的是( )
• A.儒家的“仁政”“德治” • B.墨家的“兼爱”“尚贤” • C.儒家的“礼治” • D.法家的“法治”“变革”
第2课
一、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一）佛教传入中国 8页
1.发展历程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两汉 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 佛、儒、道文化相融合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理论、文明对话等理念具有相似之处，但在对待 文化差异和文明交流方面，华夷天下观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总结
华夷天下观作为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对于研究东亚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我们仍然可以从华夷天下观中汲取智慧，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 平、包容、繁荣的世界。
华夷天下观强调各国主权 的神圣不可侵犯，主张各 国在相互交往中尊重对方 的主权。
平等原则
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 应在国际关系中受到平等 对待，这是华夷天下观的 重要原则。
和平共处
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是 实现区域和平共处、共同 繁荣的重要基础。
03
华夷天下观在东亚各国的实践
中国：以华夏文化为基石的外交政策
历史认知
华夷天下观有助于东亚各国在历史认知上达成共识，共同承认和 尊重彼此的历史文化传统。
和解与合作
在共识的基础上，东亚各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和解与合作，减少历 史遗留争端，共同推动区域和平与发展。
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
通过深入挖掘华夷天下观的现代价值，东亚各国可以共同构建区 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与进步。
历史背景
华夷天下观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随着历史演进和文化交流，逐渐发展 成为东亚地区共同的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历史上对于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 文化交流以及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夷天下观在东亚的影响
政治影响
华夷天下观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政 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强调君主应 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尊重各国
05
结论与展望
华夷天下观的历史贡献与现代价值
历史贡献
01
02
• 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 ，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国际体系。
宋代国族主义再思考：读《肇造区夏》
宋代国族主义再思考：读《肇造区夏》摘要：谭凯先生的《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部研究十一世纪宋朝士大夫群体“国族意识”产生的新著作。
作者从使臣外交、边防策略、文化分野等六个方面论述这一意识的产生。
这为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十一世纪东部亚洲海域的国际体系格局以及同时期中外关系提供了全新思路。
关键词：宋朝；国族意识；东亚格局一、引言《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以下简称《肇造区夏》）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0年所出版的新著作。
该书是由瑞士华裔历史学家谭凯所著，其学生殷守甫翻译。
本书主要讲述了十一世纪后澶渊之盟时代，在北宋国内通识教育与商业印刷推广的大背景下，中国（北宋）的政治精英开始出现了自我认同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体现为“国族意识”的出现，进而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新的世界格局在东亚逐渐形成。
作者在其导论中提及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共同体》一书中提到印刷术和职业官僚制度催生国民意识的理论，[1]并指出宋朝的印刷术、旧贵族体系瓦解、官僚制度等仅仅是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元素相近，并未带入本书的理论建构，[2]但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将安德森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仍是有些影响。
谭凯先生在具体介绍宋代士大夫精英阶层“国族意识”产生与发展前，就“国族意识”“国族运动”等做了概念界定，且将宋世的“国族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进行了对比区分。
进而指出该书所探讨的不是讨论民众意识和国家发动群众的尝试，而是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理念与认同观念。
[3]邓小南教授就曾在其《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一文中指出：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把“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视为一体”。
[4]谭凯先生在前人对于宋代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论述这种在宋代精英阶层所产生的“国族意识”。
谭凯先生在本书中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其中上文所提到的安德森的民族构建理论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
东亚汉字文化圈
“旧字体”和“新字体” 新字体：国；旧字体：國；音读：こく
（koku）；训读：くに（kuni） 新字体：号；旧字体：號；音读：ごう（gō） 新字体：変；旧字体：變；音读：へん （hen）；训读：かわる（kawaru） 新字体：芸；旧字体：藝；音读：gei；新字体 只保留了旧字体的草字部“艹”与底部的“云”。 旧字体在二次大战之前使用，，1946 年由日本文部省引入新字体。
教育汉字
出现在“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附录，俗称“教育汉字”。经过1968年、 1977年、1989年的追加与改订，现在共计1006字，从小一到小六，各个学年 的分配为80字、160字、200字、200字、185字、181字。
日本的年度汉字
年度汉字评选起源于 1995年日本汉字能力 鉴定协会组织的年度 世态汉字，选出的日 本年度汉字一般会由 日本清水寺住持亲笔 写下，并在寺中陈列 一年。近年来我国各 地众多媒体、单位也 纷纷推出年度汉字评 选。
朝鲜（韩国）汉字
朝鲜汉字（朝鲜语： 한자 hanja／漢字）， 也称“韩国汉字”或 “韩文汉字”。 李氏朝鲜时期，汉字 的认识被视为知识分 子与普通人的界线。 李氏朝鲜末期，一部 分的韩国民族主义团 体开始了训民正音 （谚文）的振兴运动， 这个振兴运动直到西 元1910年8月2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1850个 “当用汉字”。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 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或是用同 音、同义字代替，并颁行简化的新字体。于是产生以下情 况： 殘骸→残がい 附近→付近 日本的汉字简化改革，最初导火线是GHQ教育使节团“建 议”以日语罗马字全面取代汉字跟假名，实与脱汉运动无 关；以往日本最多以“常用汉字”规范汉字使用字数，而 非简化汉字。
华夷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华夷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最近总是看到一些弹丸之国试图通过种种手段窃取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甚至是一些伟大的名人也突然成了他国之民。
我不禁有些气愤，但这也不正表现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烂，说明了我国文化对东亚甚至世界的影响。
谈及文化，决不能割断历史，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是现存唯一延续不断的人类古代文明。
东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甚至使得许多西方的旅行家、思想家为之倾倒。
古代东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离不开的。
东亚文化圈又可以叫做“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还有的人更通俗地叫它“筷子文化圈”。
那么这样，就很自然的联想到我国古代一种政治文化——华夷思想。
华夷思想便是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而视周边流播迁徙,居处不定的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这种观念不仅仅是在名族和地域上的区分，而更多的是文化的高低优劣之别。
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
在秦汉时期，“华夷秩序”得以形成；在隋唐时期，“华夷秩序”有所发展；两宋时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到了明王朝，“华夷秩序”达到全盛；而晚清则彻底崩溃。
在这种以中华文化圈为基础形成的东亚世界体系之内,“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
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基于这种秩序，周边国家也得以充分学习和借鉴中华文化，通过遣使和进贡，高丽、百济、新罗和倭奴国全面学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艺术、制造等各个方面，推动其社会的发展。
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这两个成为中华文化圈各国最重要的共性。
大约公元１世纪时，汉字传到了朝鲜半岛。
４、５世纪时成为朝鲜的书面文字，直到１９世纪末。
朝鲜李朝的档案叫《李朝实录》，完全是用汉字写的。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文化变革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文化变革作者：郑重来源：《文存阅刊》2018年第01期摘要：十九世纪中后期，当中国在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时，清政府为改变国家命运，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对推进改革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便是政治文化变革。
虽经各方努力，但政治文化变革还是以失败告终，致使中国被列强瓜分。
本文从此时期政治文化基础，和西方文明冲击时，政治文化的变革两方面着手分析，对研究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文化变革失败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朝；政治文化；变革一、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文化基础在封建时期，中国的统治结构是单一帝制，清政府统治初期，仿照明朝统治机构，设立三院为清时的内阁，并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大学士辅助皇帝，统治百官，管理政务。
但大学士早已失去历朝应有的权力和地位。
在中央集权制的清朝，皇帝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可以说是空前发达的程度。
地方上清朝时期实行郡县制，封建权利强大。
在清朝时期，中国行政级别分为督抚、道、府、州县四级。
地方官员的任免、调迁由中央直接管理，清朝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之事，均奉旨办理，各级官员最终均向中央政权负责，政治、律法、军事等，皆直属中央政权统一管辖。
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令地方官吏毫无实权，此时的中国是一种“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对外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华夷思想，在他们内心已容不下其它文化，中国文化成为不可动摇的磐石。
而此时的世界却发生深刻的变化，当清政府在孤芳自赏时，工业革命给西方的科学技术带来了飞速的发展。
清政府即便借助国外力量，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却仍顽固不化，拒不认同和学习外国日新月异的先进知识。
到达顶峰的中央集权和盲目的文化认同，使得清政府执政者和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文化有着偏见，这种认知偏见使清朝的改革要落后、不彻底得多。
二、中国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变革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借由西方工业革命，驶入新的纪元。
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
序”再构筑
于逢春
【期刊名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6)006
【摘要】文本旨在探讨以“华夷之辨”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希冀为今后进一步剖析影响“东北亚共同体”构建进程的“历史认识”问题、岛屿所属之争内在机理等提供参照.为此,文本首先对明清鼎革以降朝鲜王国形成的“小中华主义”、日本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清朝再诠释“华夷之辨”及“天下与国家关系”问题予以探讨.其次,考察近代以来中日韩(朝)三国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路径,梳理东亚式民族主义生成的思想源头.
【总页数】16页(P11-26)
【作者】于逢春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20044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10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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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文讲座心得体会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关于东亚人文的讲座，通过这次讲座，我对东亚的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讲座让我对东亚历史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讲座中，主讲人通过讲述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史，让我明白了东亚各国在历史长河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
从古代的“华夷”观念到近代的亚洲主义，东亚各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变革，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圈。
这种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讲座让我对东亚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讲座中，主讲人从礼仪之争、东亚哲学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东亚文化的特点。
我了解到，东亚文化注重和谐、尊重和礼仪，这种文化特点在东亚各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同时，东亚各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这使我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东亚地区的一大特色，我们要尊重并传承这种文化多样性。
再次，讲座让我对东亚哲学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讲座中，主讲人从跨文化的视角讲述了东亚哲学的生成与发展。
我了解到，东亚哲学在吸纳、译介西方学问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批判式继承传统文化。
这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为东亚地区各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讲座中，主讲人对西田几多郎的场所论、牟宗三的圆教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直觉方法进行了讲解，使我受益匪浅。
此外，讲座还让我对东亚共同历史的撰写有了新的认识。
主讲人通过比较欧洲与东亚地区共同历史教科书的撰写，提出了东亚共同历史的撰写思路。
他认为，在撰写东亚共同历史时，要尊重各国历史事实，同时也要关注东亚各国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这对我今后研究东亚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这次东亚人文讲座让我受益匪浅。
以下是我的一些感悟：1. 深入了解东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东亚地区，为今后研究东亚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2. 尊重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弘扬东亚优秀文化，是我们在新时代肩负的重要使命。
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作者：孙一博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16期摘要：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传承千年，影响深远。
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华文化经历过繁荣昌盛，四方来朝的高峰，也经历了近百年的冲击震荡，急速衰退低谷。
本文主要对中华文化历史进程进行大致梳理以及对走在复兴道路上的中华文化现实意义予以阐述，目的在于让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东亚影响力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6-0071-02一、东亚文化发祥的渊源之一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
尽管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出现过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以及本土和外来宗教的影响，但是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一直都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统治的正统思想文化。
当然，这其中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也在吸收一些外来的东西。
这是思考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杜维明指出：“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壮成长。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
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
换句话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
”[1]儒家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系统成型于春秋后期。
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流传，大约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由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组成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广泛传播。
儒家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古典典籍《诗经》和《书经》中的内容可以看出，西周初期已有雏形。
发展到春秋末年，在孔子的系统整理下，正式创建了儒家学说。
东亚的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经了3000多年，是东亚文化的主流，具有同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相互包容的东亚文化品格。
宋元绘画在高丽王朝的传播与交流
宋元绘画在高丽王朝的传播与交流黄戈【内容摘要】历史上朝鲜半岛与汉文化交融颇深，高丽王朝作为汉文化圈的笃信者不断吸纳、熔铸宋元绘画的适用因素，并与朝鲜民族自身的审美习俗相结合，形成了朝鲜绘画的基本发展格调。
本文通过梳理、归纳两国相关史料，力图勾画高丽与宋元间绘画交流的大致概貌，以今人之视角解读艺术作为民族间文化沟通的媒介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
【关键词】高丽宋元绘画交流汉文化的宋元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它们在视觉图象方面成为艺术经典，在文化史领域亦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宋元两朝绘画在审美趣味、画学观念、表现技巧、品评标准等等方面形成对峙的两极，但它们在跨越宋元区间呈现出的互争、互补、互融的态势，共同构筑了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中国画形态，奠定了明清绘画的整体格局和基本轮廓，直至影响现代人对中国画的理解，因而后世史家常把此一阶段的绘画以宋元并称。
对宋元绘画的学术研究历来是中国美术史重点课题，但研究视角往往局限在其内部的生成和流变，以及画家画作的考辨，少有人关注宋元绘画对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而其文化传播的张力早已成为汉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即今日时髦用语“软实力”的显现。
朝鲜半岛历朝与中原汉文化交融颇深，王氏高丽王朝恰与宋元两朝大致同期，因而高丽直接接受、吸纳宋元绘画精髓而构筑朝鲜民族绘画的价值体系，确立了其后李氏朝鲜王朝五百年画风的走向。
本文通过梳理两国相关史料，力图勾画高丽与宋元间绘画交流的大致概貌,反思艺术作为民族文化沟通媒介的特殊历史作用语—、高丽王朝美术发展的历史背景9世纪初，新罗的衰落形成地方割据，泰封国将军王建于918年驱逐国王弓裔建高丽国，定年号为天授。
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觐，得封为高丽国王。
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地取代336新罗统一半岛。
936年％王建统一后三国，开始了王氏高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丿1〕高丽合并后三国以后在统一的国家体制下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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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摘要：华夷思想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东亚有着深层的基础。
华夷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其对东亚文化的深影响。
主题词：华夷思想东亚文化影响
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传统的政治文化，起源于以“华夏文化优越论”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华夷观念，并影响了“华夷秩序”体系的东亚诸国以自我中心，逐步形成民族的文化自我评价标准和处理对外关系原则，是传统上对自我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的思想模式。
华夷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地域特征性因素及其深刻的内涵，决定了其对东亚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华夷思想形成的历史的必然性
先秦以来，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处于游牧乃至狩猎文明的其他族群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认为自己生息繁衍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
汉代进入了中华古代文明繁荣富强的第一个高峰，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随着陆海对外通道的开辟而传播四方，两汉王朝将“华夷”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以中国为核心，以“华夷秩序”为指导思想的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
隋朝结吏了中国长期的战乱与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建立，中华文明进入了辉煌璀璨的第二个历史高峰。
大唐帝国是古代东亚乃至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国力
最强盛的封建帝国。
它对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因此众多国家钦羡大唐的文明富强，纷纷遣使来朝，与唐朝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入“华夷秩序”体系。
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
两宋王朝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南移，对外交往也在东南方向得到扩展，使“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
明王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扩大了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华夷秩序”发展到空前规模。
虽然，曾经是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生命力最强的“华夷秩序”，在延续了近2000年后最终因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背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崩溃，但华夷思想已根深蒂固的植于“华夷秩序”的体系，形成了以仁、义、礼、仪为价值标准，把世界分为华夷两极，以“内华外夷”、“贵华贱夷”、“华夷之辨”、“以华变夷”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对外意识。
二、华夷思想的地域性特征
原古时代，由于地势局限或交通不便等原因，形成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障碍，或称为文化隔离机制，使得初期孕育形成的民族文化，在内部半封闭的状态下自我调节、独立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着向外扩展与交流。
作为东方文明主干的中国文化，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但受文化传播的地理环境隔离机制的影响，早期传导一是借助平行交
流的表层文化基础，如相近相通的地理环境与相似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是依靠强势传导的文化侵入与渗透，如强盛的中原文明的幅射，即汉四郡的建立，隋炀帝东征等。
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东部的朝鲜和日本，不仅有与中原相类似的生产方式基础，而且交通便利，陆海相通，有着适宜于中原文化扎根成长的环境。
西北方由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或其他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阻碍了相对隔绝的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拓展。
作为农业为本的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相对于中国又处于文化弱势状态，在历史上频繁受中华文明的冲击，使得弱势文化体逐渐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文化主体在分化重组中，内涵得到不断充实而演变，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大文化系统。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华夷思想逐渐成为东亚各国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共同的传统观念，占据着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并在结合各自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有各国印记的华夷思想。
三、华夷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以民族的传统文化自我评价标准和处理对外关系原则为实质的
华夷思想，极大地影响并规定了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的进程，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文化系统。
东亚文化最早发源于中国大陆。
发韧于四大河流域的中国古代文明，长期处于文化的优势地位，在华夷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大陆向周边地区、岛屿扩展，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孕育的带有
自身特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产生冲击，并在融合中发展成有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中国式的文学艺术、中国式的民俗等共性要素的东亚文化。
稻作文化的传播奠定了东亚物质文化基础。
汉字的传入和使用，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历史，为东亚各国在外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人际交往、感情沟通等方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深层次文化交流得以进行。
“汉字”作为意识化了的物质文明，奠定了东亚共同的心理基石，在东亚文化系统形成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随着汉字的传入，各种典章制度大量地输入，学术文化蓬勃兴起。
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传统，渐次移植于东亚各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促进了精神文化的整合，并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成为东亚世界上层社会的共同文化教养和精神。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中国化后在东亚世界流行，构筑了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首推气论。
气论普遍流传于东亚，构成东亚的文化特色。
以天朝礼治体系维系的区域政治秩序，使中国的法律成为东亚国家编纂法典的模板，中国的宗法封建系统得以继承，并发展成为有中国烙印的东亚制度文化。
天文学、医学、算学与阴阳学成为东亚地区的共通文化。
儒学作为东亚文化的核心，起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半封闭地理环境之中，造就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使农业成为东亚民族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以农耕为主的表层文化以“一统”、宿命为特征，追求整齐划一的整体意识，依赖自然，趋向于
求善求稳、求静，决定了东亚文化的中层乃至深层结构，即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东亚民族重视事物的整体功能联系的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
中国文化在不同区域的传播、渗透，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融合、改造并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特点的民族特色文化。
文化形成的客观环境与条件等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具有民族特征的深层次心理文化，如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逐步形成，并产生积极影响。
在来源上，东亚各国的文化都是在各地某种原生文化形态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而非全然外部的文化殖入。
日本列岛的早期文化处于独立发展的环境之中，虽然大量吸纳了中国的文化，但其本身所固有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朝鲜半岛也创造了有着鲜明特点的文化。
儒学、佛教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因素，早期的东传仅限于典籍流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并非自然而然或直接产生，经过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吸收与发展，逐步发展出地区性的特征，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而影响到政治等方面，在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强盛、浓厚的中国文化促使了民族华夷思想的巩固，这种传统上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继承的思想模式，逐步成为东亚文化中的普遍要素。
同一地区或国家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都视本民族的文化为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化，试图以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来影响和改变其他
民族的文化价值。
华夷思想形成的东亚文化维持与发展封闭性，激发了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主义文化思想，引起了社会伦理规范化和社会风俗的礼教化，抑制了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生机，使社会思想趋于僵化和保守。
虽然受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局，但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各方面受多种宗教、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多样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东亚文化在各区域的融合同化程度出现差异，创新发展参差不齐，造成了各地区文化核心价值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