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基本经

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调控的手段和工具越来越丰富，调控的理念和技术也趋于成熟，调控实践的科学性越来越强。从调控效果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越来越好，逐步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协调增长格局，迎来了国民经济既快又稳的发展局面。改革开放29年特别是近几年提出并实施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在调控时机选择上注意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在吸取20世纪80、90年代调控中由于动手晚、延误最佳时机造成经济增长潜能不能充分发挥的教训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在“非典”以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改善。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打招呼，连续发出“黄灯信号”，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预防性调控的频率、涉及面、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4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重新加速，在5月到9月，及时采取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加强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措施，遏制了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2006年上半年，信贷、投资、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控制住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度，保持了经济持续繁荣的形势。

二、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三大手段，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市场参数调节，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愈益成熟，竞争机制愈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调控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调控部门对各种调控手段的运用也越来越熟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运用市场参数调节经济。虽然行政手段在一定范围内仍不得不使用，但这种范围应逐步缩小，以避免因主观判断失误而造成的“错调”，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和错位造成的宏观调控效率下降。1988～1990年的宏

观调控，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在1993～1997年这一轮调控中，为了尽快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初期采取了一些直接行政调控的方式。但随着形势变化和经验积累，越来越多地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和市场性手段。财政政策方面，规定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通过有选择地紧缩基本建设项目来控制投资规模，为后来的宏观投资规模管理提供了一些经验。1998～2003年和2004年以来的调控，逐步强化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税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当然，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既不现实，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

三、合理选择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模式，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搭配，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财政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为了发挥宏观政策的整体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这种协调配合。1988～1990年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虽然因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组合，用力过猛，刹车太急，结果物价总水平和经济增长急剧下降，宏观调控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这一次调控开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先河。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进一步的改进。1998～2003年的宏观调控，在东亚金融危机背景下治理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财政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这实际上是一个“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应当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如果说1998～2003年选择的是“松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以财政工具唱主角，那么2004年以来选择“双稳健”的政策组合，则是以货币工具唱主角，因为2004年以来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上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

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属于中性，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非常成功，效果非常理想。所以，根据形势需要，合理选择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模式，改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对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适时适度微调，灵活多次“点刹”，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技巧性为了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微调是一个重要选择，控制扩张和收缩都可以采用微调的方式。这是从我国历次宏观调控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波动较大，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波动明显收敛。从1978年到2001年，经济增长最高时超过15％，最低时低于4％，呈现出大起大落特征。从2002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波动很小，稳定性和持续性很强，连续5年稳定在9％～10％左右。之所以如此，除了市场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增大，“入世”后扩大开放进一步拓宽了经济调节的外延空间以及其他新解释因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届政府运用微调方式调节经济，无论是逐步缩减年度国债发行规模，渐进降低出口退税率和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还是多次小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其他金融参数，都采用了灵活多次“点刹”、小步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急刹车”的大调整方式。在矛盾和问题还不很严重时进行多次微调，既可以使政策在调整中保持一定连续性，又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慢慢改变预期和行为惯性中适应新的政策的变化，实现行为的平稳转换，最终减缓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和振荡。

五、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城乡、地区、不同产业和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经济和社会之间，而且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民营和外资、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面对这些不平衡，宏观调控如果像20世纪80、90

年代一样“一刀切”，则可能打击弱势和薄弱部分的发展积极性，使“短腿”更短，扼杀应当加以发挥的增长潜能，同时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平衡。而如果像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一样，采取“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做法，在控制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在控制投资的同时扩大消费，在控制“两高一低”工业的同时加快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生态环境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既可以抑制不合理的过快部分的膨胀，又可以促进弱势、薄弱部分加快发展，使“短腿”延长，发掘它们的增长潜能。

（作者：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