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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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是个动态概念---
近年来,经济学者们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比较优势问题。
从讨论的情况来看,不少学者的思维还是集中在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以及应如何发挥上面。
当然这是极有意义的探讨,但笔者认为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如果不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人口众多的中国势必长期只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而永远不能攀上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端产品阶梯,成为经济和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是人们作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
比较优势是相对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
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在斯密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
例如,甲国较为发达,呢绒和葡萄酒的生产较之乙国都有成本优势,但相比之下呢绒更有优势,于是甲国可以集中资源专门生产呢绒;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相对而言,生产葡萄酒的效果更好一些,于是乙国可以专门生产葡萄酒。
甲国和乙国彼此进行交换,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由此把“蛋糕”做得更大。
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要素禀赋理论中进一步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缘于各国资源条件的差别,各国、各地区应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在回顾了经济学说史上的观点后指出,根据这些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理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也符合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浙江民营企业在起始阶段选择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资金需求不多、滚动发展能力较强的产业,而这些恰恰是浙江民营经济最初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内蒙古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的产业特征,也充分反映了当地的资源优势。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广泛存在,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尤其是成本优势。
但李义平接着警告说,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陷入或者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
事实上,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事实也是这样,近些年我国一些矿城的衰落证明了这一点。
仅靠发挥现有资源优势而不注意培养未来优势,势必导致原有优势发挥殆尽之日即是此地或此国衰落停滞之时!而且从
低技术劳动力生产优势来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这种“比较优势”阶段,这就难免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激烈竞争,利润低下也就不言而喻。
所以,从国际视角全面看,这样的比较优势还是否属实就很难说了。
魏杰教授也认为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产品优势生产国,但他强调了比较优势学说成立的条件,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我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
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现在我们加入了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我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
魏杰认为,问题在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
我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
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
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
随着我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
另外,魏杰也注意到了资源禀赋的变化问题,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林毅夫也曾经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资源禀赋确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了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再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看,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我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虽然就整体来看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我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从讨论中的情况看,有些学者特别强调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即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政府和社会只是在国内经济表现出某种比较优势之后再去做些辅助工作,而不需或不能去主动培养潜在的比较优势,这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
法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在其成为发达国家之前,无不经过一个有意培养本国比较优势时期。
各国的自然禀赋相差较大,开放之初,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是必然的,否则你就没有竞争优势,但仅止于此肯定就会遭受相对发达国家的剥削,造成大量财富的转移和损失。
相对后发国家有意培养未来竞争优势确是必要和现实的。
由劳动力资源优势向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转化是人为加自然演化结合的结果,完全放弃人为因素或一味地拔苗助长都不是科学的做法。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一个非均衡、发展中的区域,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或路径,当然有各种各样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或路径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但在如何认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问题上,存在许多重大分歧和缺陷。
本文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竞争优势本质上就是广义的比较优势。
在一个发展中的区域经济中,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
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内在一致性
1.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同属贸易理论,只有其特定的解释领域,两者既不相互对立,也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而更接近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自从大卫·李嘉图创立比较优势理论以来,作为一种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就一直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深化。
按照李嘉图的说法,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生产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毋庸置疑,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发生困难;完全竞争,不存在规模经济和公司活动等诸多局限性。
因此,其后的贸易理论都把克服这些局限作为努力的方向。
无论是赫克歇尔——俄林“要素份额理论”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还是“新的贸易理论”放弃关于规模收益不变和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以及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都发展和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程度不同解释。
但至今也没有出现一种具有普适性解释力的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仍被用来与新贸易理论一起,解释和实证检验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现象,两者不存在相互代替的问题,而更接近于一种互补的关系。
2.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一致性,竞争优势本质上就是广义的比较优势。
(1)内容上的一致性。
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有两个不同的层次。
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
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来源通常有如下几个方面:特殊的资源优势(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其它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等。
尽管竞争优势的重心不在于低成本竞争优势,但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上,低成本竞争优势作为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其内涵是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
(2)来源上的一致性。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
李嘉图认为,贸易是基于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关于技术差异的观点。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上,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
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
势,企业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因此,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持续不断的投资和创新。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与比较优势理论关于比较优势来源的看法具有一致性,至少要素禀赋的投入是企业投入和创新的基础,只不过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创新。
(3)本质上的一致性。
竞争优势,无论是低成本竞争优势还是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比较优势,是针对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
发达国家在处于新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各个产业中的新产品研发区段具有比较优势。
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需要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才能较好的克服新技术开展和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具有高物资资本水平国家企业,必须雇佣其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强调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这是这些企业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和表现。
因此,从本质上说,竞争优势是广义的比较优势。
3.竞争优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和前提条件。
按照波特的观点,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的建立需要相应的环境,也就是需要钻石体系中的四种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的相互配合才能够形成。
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正是波特“钻石体系”中的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其理由在于:第一,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不仅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而且也是创造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
第二,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第三,只有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机率高,吸引投资多,分工才可能比较细,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才会不断出现,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产业集群。
二、发展中的区域经济战略和路径选择
通过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选择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以下三点:
1.为了形成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充分地利用自己当前的比较优势。
如前所述,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或区域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其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够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和区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发展中的区域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要素投入约束。
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
充分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和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打下基础。
2.利用外部经济和后发优势,加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比较优势的利用和发挥是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将逐步减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的区域将变得无所作为。
通过贸易活动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并迅速地“外溢”到其他产业,这类外部经济以及可以借鉴发达地
区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自身实际作出更为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以避免“弯路”的后发优势,构成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广义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对于发展中的区域而言,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缓慢的,因此,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地区的情况,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并拓展比较优势,加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重要举措。
这方面,可以有许多工作要做。
比如加强国内的区际贸易;积极与国际跨国公司开展合作;重视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3.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努力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使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与联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竞争,并使技术能力和优势成为竞争的主要基础;由此也赋予了市场竞争以新的特征,使得竞争的关口前移,即从以往的最终产品的竞争前移到产品开发甚至科学研究阶段,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至关重要。
这些新的发展加上国际贸易的扩大,使资源和区位优势的作用相对减弱,高级要素诸如知识、人才、科研开发机构以及信息网络等的作用日渐突出。
而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依赖一定的环境和制度基础。
因此,对于发展中的区域而言,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努力发展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模式,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对于提高竞争优势,加快自身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独立性,逐步积累条件,最终以发展竞争优势为主导,切实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是发展中的区域战略和路径的正确选择。
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
比较优势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相对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源于产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现在已广泛应用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各个方面,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从亚当·斯密提出绝对成本理论至今200多年的历史上,比较优势理论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大体上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为代表,可以称之为“比较成本理论”阶段。
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动,主观上为自己服务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通过分工和交易,在客观上为社会工作的同时,实现自利和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
其实现的方式是,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最终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这一理论被称之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
这个理论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问题是它难于回答,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缺乏绝对优势,这个国家能不能或者怎么样参与国际分工?李嘉图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它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大部分处于劣势,也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相对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比较内容是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
他这个被称之为“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的理论的精髓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所有商品的劳动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高,但只要这些商品的劳动成本相对于贸易伙伴而言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该国就能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从而在贸易中获益。
当然,这个理论有着其前提条件,即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第二阶段是以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为代表。
李嘉图的理论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H-O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个国家或区域的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它的前提是,各国的生产函数是相同的,而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于各国生产函数不同带来的,即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同。
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惟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经济也为完全竞争。
第三阶段是以二战以后崛起的所谓各种新贸易理论为代表。
由于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在前提中假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存在理论前提上的不足,也由于它们难于解释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些为比较优势理论进入新阶段创造了条件,一些新的理论如产品生产周期论、人力资本论、技术贸易论、收入偏好论、产业内贸易论等应运而生。
近2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利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差异产品等概念大大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兼容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等新的条件,他们认为,第一,产业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
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的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
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
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
可以共生并存的。
从发展历程看,比较优势理论不论是从内涵,还是从研究领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比较优势理论由一般贸易理论,成为产业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特别是所谓加快发展战略和跨越式战略的重要依据。
从这样的层面看,特别是结合后发国家经济的实际、世界性信息化浪潮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比较优势理论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第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实现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
传统理论的出发点是过去或现在我们有什么,而不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不是考虑到比较对象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因而根据静态目标考虑的产业重点和政策选择往往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动态比较优势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后发国家处于劣势或优势地位的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形势的变化,可能由劣势转为优势,或由优势转为劣势。
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在加入WTO前,由于受到种种国际贸易的制约不能发挥优势,一直处于劣势状态,国内大量的企业亏损,减人压锭,关门停产。
现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全面显现,很快由劣势转为优势。
二是先进国家的某些资源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它们与后发国家的相对优、劣势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例如由于外币汇率的变化,可能导致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下降,中国的劳动力的优势地位相应地减弱等等。
第二,比较优势的内涵由单一的劳动力成本发展成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转变,而其中某些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进一步强化。
由单一考虑劳动力成本,向综合考虑劳动力、技术、资金、原材料等诸多因素是一个进步。
但是由于信息化的浪潮和知识经济的推动,生产力中各个要素的作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新经济是资源节约型经济,因此资金、劳动力数量和原材料正退居生产力的次要地位,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知识信息上升为第一生产要素,成为比较优势的主要依靠力量和产业主导选择的主要因素。
同时,比较优势也要由简单比较劳动力成本,转为比较综合成本,进而比较产业的最终竞争能力。
第三,比较优势理论从供给方的比较优势分析转向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的比较分析转变。
传统理论的出发点是供给方,考察它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状态和变化情况,这是比较优势的基石。
但是仅仅考虑供给方会产生偏差,容易导致错误的决策。
例如中国的制鞋业,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占据了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市场,美国作为一个需求方,它的比较优势在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领域。
中国生产的耐克球鞋是一种高档球鞋,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具有高档鞋的比较优势,而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农产品方面。
那么,我们对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要采取不同的比较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比较效益。
因此,需求方的比较优势也是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从适应比较优势到创造比较优势转变。
正如前面所讲的,比较优势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够扬长避短,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呢?这就是要在适应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
自然资源状态难于改变,人力资本水平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
在信息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
这种比较优势的最终形成和产生效果,可能需要更大的投入、更长的时间、更大的努力,但它能充分发挥知识外溢的功效,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和发挥比较优势的需要,彻底改变落后和被动的局面。
即各个国家在比较优势的规律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否则它就可能是一个枷锁,迫使后发国家永远落在别人后面不能超前。
不能创造比较优势、不会创造比较优势、不敢创造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