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因果报应论研究文献综述

佛教因果报应论研究文献综述

导言：

从五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关于佛教因果报应论的探讨集中在以下几点，一、因果报应论是如何产生和实现的；二、因果报应论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三、因果报应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遭受的反对意见；四、缘起，业力，果报的相互联系和之间的矛盾。五、因果报应所产生的信仰及其影响。此外，关于六道轮回，三世，十二因缘，灵魂不死等观念，也有个别篇章有所论及。

一、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是如何产生和实现的

万全勇先生在《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理论特色》中提到，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是印度佛教因果报应论和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观念相冲突、想妥协、相融合所形成的产物。

二、因果报应论与现实社会

关于因果报应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方立天在《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从实际作用的三个方面来考察其社会功能，(一)平衡心理（二）道德导向 (三)稳定社会。郭征宇在《简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总结出四点积极的社会意义。（一）有利于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有利于人们的自觉自律。（三）有利于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四）有利于对生命权利的普遍尊重，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然而，吴兴洲在《论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中辩证地看待其社会影响，他提到，虽然因果报应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种种理论缺陷、迷信色彩，甚至其决定论的宿命思想在历史上对现实社会和俗世人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但其止恶扬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肯定自力、否定他力的自主意识，却为众生高扬自信、完善自我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一宗教化的迷信说教，由于其思想形式的广泛传播、流布，因而构成了人类禁忌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佛教的世俗化、大众化、普及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三位作者都从个人的行为道德上升到社会文明和谐，突出了因果报应对人的导向和威慑的心理作用，它在客观上承认了生活得合理性，社会不平等的必然性，从而提倡要扬善弃恶，平等友爱，爱护生命等价值观，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因果报应论有利于稳定社会的秩序，进而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更有助于促

进世界的和平。

三、因果报应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遭受的反对意见

尽管因果报应论对人和社会都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但是仍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的意见。方立天在《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中总结到，从上可知，中国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反对因果报应，一是从人的形体结构，情欲的自然性质，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否定因果报应说；二是人生的夭寿、贤愚、祸福、穷达的不同命运，都是自然造化，自然命定，或偶然决定的；三是杀生受恶报说不符合自然现象，也不符合人类的生活和利益，立论不合常理；四是报应说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德行和命运的结局，轮回说没有对证和验明，没有真实凭证。而郭征宇在《简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提到，因果报应说是伴随着同怀疑者和反对者的辩论和斗争而流行的。）因果报应说是伴随着同怀疑者和反对者的辩论和斗争而流行的。史载，自东晋以来，何承天、范缜、刘峻、韩愈、李翱、欧阳修、程颢、程颐、朱熹、甚至少数有佛教信仰的学者，如戴逵、慧琳、杨度等人在不同的时期质疑、否定、甚至著文批判因果报应论。他们或从自然命定论出发，或以传统的儒家王道政治为基础，或以经验或科学的验证为标准，或从形神关系出发，力图证明因果报应的虚幻不实。为了回答对因果报应说的质疑和挑战，维护佛教的实理和根要，东晋以来，中国佛教学者一直针对批评因果报应的观点，吸取和结合中国固有的报应观念，阐发带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学说。东晋时慧远等人曾与怀疑因果报应说的戴逵反复论辩。南朝时宗炳和颜延之为维护灵魂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而跟持反对意见的何承天往返争论。隋唐以来，徐同卿、灵裕、阳尚善、道世、彦琮、李师政、刘谧、袾宏、宋濂、真可、德清、梁启超等人，也相继撰述阐发因果报应的论著。在我国思想界不断地讨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否“合理”的过程中，慧远高屋建瓴，独当一面，发表了著名的《三报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三报论》开宗明义说报应有三种方式、三种类别：“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而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慧远认为，生报是业力因缘不如现报的强大，但也不软弱，今生所作善恶业来生即受善恶果报。后报是业力软弱，时作时悔，未酬报前业因不失，遇缘即报。即过去无量生中所作的善恶业，于今生受善恶报，或于未来无量生中受善恶报。这是根据受报时间的不

同，将果报分三种。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生命之流继往开来，变化不息，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现有的生命，尊卑贫富，强弱苦乐，美丑寿夭，或人或畜，品类万殊，都是过去业因的报应。众生的现实生活，是前生的作业结果。众生现在的思想行为又留下新的业力，在生命结束时，推动新的生命的流转。

四、缘起，业力，果报的相互联系和之间的矛盾。

五、因果报应所产生的信仰及其影响。

郭征宇先生在《简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写到，佛教因果报应说是不是真实存在这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样，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认为，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创立是一种信仰的重建，这种信仰的重建，是着重现实人生命运的改变，现实人伦的调整，现世人生心智性灵的启悟，以及理想德治社会的设计。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中提到，因果报应论作为佛教根本理论和要旨，由于它触及人们的神经与灵魂，具有强烈的威慑作用和鲜明的导向作用，在取得社会从上至下的信仰方面，其作用之巨大，实是佛教其他理论所不能比拟的。而林伟在《“三世”概念与“善恶报应”》中提到，对三世佛的信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出于对来世恶报的恐惧和对来世善报的期待，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凿山而修，千崖万像”。并且，轮回说和因果报应思想与三世理论相联系，使得中国人为自己的道德行为找的了归宿，也为信仰佛教找到了更充分和现实的理论依据。

三篇论文中还给出了许多关于信仰的实例，东晋慧远率弟子，在佛像前建斋立誓，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晚唐白居易也重视作来生之计，并与曾勤148结上生会，行弥勒净土业。他们的种种行为，反映了信奉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的虔诚和追求死后转生净土的热情，还有对死亡的畏惧和对超越生死的向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报应论作为一个信仰，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定论它是否存在或合不合理，但是它把人的命运和人们的思想行为用因果关系联结起来，在一个人们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时代，这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线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并促进人们为这个希望去积极行动，以求今生与来世的好报，而不管行动本身有多大的可能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而在一定范围内，确实讯在着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现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