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宗教的迷雾_对霍桑_心之寓言_中黑色幽默的文化解读_舒丽苹

［作者简介］舒丽苹（1979－），女，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拨开宗教的迷雾

———对霍桑“心之寓言”中黑色幽默的文化解读

舒丽苹，张媛军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四川

成都611731）

［摘要］霍桑的“心之寓言”这一类短篇小说包含大量且典型的黑色幽默元素，本文认为在他生活的年代里，有一些

文化因素促使其作品中出现了这些黑色幽默的元素，例如，社会大环境催生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家世背景促使其作品笼罩着阴郁荒诞色彩、个人经历造就霍桑深刻的思想、大众文化和民间传说给予了他幽默的养分。［关键词］霍桑；黑色幽默；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5）09-0023-02［收稿日期］2015－06－29

黑色幽默，既可指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并

形成的文学流派，也可指一种美学取向或创作手法。作为流派的黑色幽默，是由于有许多相似风格的作家作品出现在同一时期，而被统称为“黑色幽默”，而非有纲领、有组织的。关于黑色幽默的定义，也许有两点是学者们比较认同的：第一，黑色幽默包含了怪诞、可怕或恐怖的幽默；第二，黑色幽默关注如何面对生存的困境，当黑色幽默痛苦地嘲笑制度、价值体系和传统时，它提供了有关改革、提高或改变痛苦现实的建议。

［1］218－224

笔者在

《神秘面纱的背后———霍桑的黑色幽默初探》一文中提出：身处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霍桑，其作品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元素，堪称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先驱之一。根据题材的不同，霍桑的短篇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新英格兰传奇”，另一类为“心之寓言”。而“心之寓言”在霍桑的短篇作品

中影响更大，其代表作有《牧师的黑面纱》《威克菲尔德

》《胎记》《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伊桑·布兰德》《拉帕其尼的女儿》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霍桑往往更钟爱的是人“生而孤独”，出于各人不同的原因都固守着自己的自私与骄傲，或人性之恶，或人类利用发达科技来满足私欲、戕害生灵等等的负面主题；他大量采用象征、反讽等艺术手法来制造荒诞而诙谐的艺术效果，并以此将他对人类与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困

扰人类的问题与烦恼的看法巧妙地表达出来。因此，这些作品从主题、艺术手法，到所要表达的创作意图，都包含着大量且典型的黑色幽默元素。

那么，在霍桑生活的年代，有哪些社会、历史、个人经历等文化因素促使其作品中出现了这些黑色幽默的元素呢？以下，本文拟从社会大环境、霍桑的家世背景、个人的生活经历、大众文化和民间传说的影

响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社会大环境催生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从19世纪开始，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大踏步前进。首先是交通运输业，

1821年全国收税大道总长达4000英里，

1840年全国铁路总长3300多英里，接下来的20年内翻了10番。西部开发大潮席卷全国，到60年代，全国已有一半人口迁徙到阿巴拉契山脉以西。自20年代起，蒸汽轮船的使用使得中西部经济飞速发展。北方的机器制造、制革、纺织等在产业革命的大潮中蓬勃发展，而南方各州的棉花种植业也扩展迅速。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到60年代时已排在了世界第4位。与此同时，由于欧洲混乱的战事，美国获得了大举发展贸易的良机，最终掌握了世界贸易的1/3，另外，通过购买和掠夺的方式，美国将领土足足扩张了近3倍。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必然会有相应的上层建筑。在这一时期，各色思潮涌动，简直目不暇接。特别是在30年代，加尔文教派中的爱默生、阿尔考特、富勒等一批思想家和革新者在波士顿组织了一个“超验主义者俱乐部”

。他们吸收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推崇直觉的所谓超验主义。超验主义者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得他们无视传统和外部权威，而仅仅信赖个人的直接经验。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虽然超验主义属于唯心主义，但它对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为自我抒发、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牢

固的思想基础，便于文人们挣脱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陈规的约束。在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在美国文坛蔚然成风。

［2］

而霍桑的“心之寓言”基本创作于1842－1845年期间。通常，现实主义作家看重客观描述，而浪漫主

第31卷第9期Vol．31No．9

2015年9月Sept．2015

本文摘自新刊出版网

义作家偏重主观抒发。“霍桑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史’。用今天的话，也就是说：他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在他看来，罗曼史中能够使作家自由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而不必拘泥于现实，可以更充分地表述个人主观的意图。”［3］霍桑的“心之寓言”，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呈现，大量使用象征、讽喻等手法，甚至通过怪诞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表达自己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困扰人类的种种问题与烦恼的看法。

二、家世背景促使作品阴郁荒诞

“19世纪，（在美国）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教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逐步减弱，但它对19世纪美国文学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4］有人认为，霍桑作品中的创作思想主要源于他自幼接受的清教信仰和日后形成的相应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出身于清教徒家庭的霍桑，对其信仰十分虔诚。他深深地敬畏着上帝、《圣经》教义、基督教信仰。霍桑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渗透着这些宗教思想，从而涉及“罪”“恶”“救赎”等主题。描写人性的阴暗面，如人性之恶和人生而孤独、自私，都是“心之寓言”的突出主题，像《牧师的黑面纱》《小伙子古德曼·布朗》等，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教的“原罪”和“内在堕落”理论“功不可没”。

美国学者科恩曾指出：“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主要持悲剧观点，但使用喜剧效果进行。不仅如此，他们也喜欢荒诞本身。他们认为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关心精神。”［1］169霍桑在表现人类阴暗面的同时，配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象征、讽喻、怪诞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使得故事读起来荒诞不经，实则调和了悲观阴郁的氛围，使之带有喜剧色彩。

三、个人经历造就深刻的思想

纳撒尼尔·霍桑于1804年7月4日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名门望族，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先祖因为在迫害教友派以及1692年臭名昭著的萨莱姆“驱巫案”中的不光彩的角色而声名狼藉。这样的家族历史，使成年后的霍桑始终承担着心理上的负罪感。进入18世纪，霍桑家族与家乡萨勒姆一同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败，霍桑的父亲也不得不出海谋生，但在1808年父亲在航行加勒比海途中，因病死了，母亲被迫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居住于缅因州的娘家兄长，在那里默默度过了守寡的后半生。年幼的霍桑受到这一切影响，逐渐变得酷爱读书，耽于思考，性格忧郁孤僻。霍桑12岁以来的日记显示，他的观察和写作能力都很早熟。

1821年，霍桑进入布伦斯维克的波多因学院念书。霍桑的大学生活可以用一个“懒”字来形容，但实际上他“老在念书”。1825年，大学毕业后的霍桑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了他长达12年之久的与世隔绝生活。除了闭门读书，这12年里，他也常常外出旅行。霍桑的舅舅开了个驿车行，生意还不错，因此霍桑出游也相当方便。霍桑走遍了整个新英格兰，还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新兴城市底特律。他一路上随时留心观察各色人物，用心倾听旅店中与车中人们的交谈，但甚少自己主动与人交流。在家乡的这段漫长的隐居生活，为霍桑日后的观察、思索、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伴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在追逐物质利益过程中表现出的贪婪、暴力、战争，甚至孤独、冷漠、异化等，这些20世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19世纪已经初显端倪。［4］由于沉默、爱思考、爱观察的习惯，霍桑发现了快速发展中的美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出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困扰人类的问题与烦恼的看法。但囿于时代局限和家族宗教信仰的影响，他对这些问题也十分费解，于是只好到人性的爱与恨、善与恶中去寻求答案。如《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伊桑·布兰德》《牧师的黑面纱》《威克菲尔德》《胎记》等都包含有不同程度的人性之恶、因果报应等宗教意识，但实际上是作者试图揭示人类通往自我认知的无穷复杂过程，或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揭示一些社会问题，例如，人类无法克服的虚伪、恪守孤独者面临被世界抛弃的危险、妄图利用现代科技为所欲为者之狂妄等。

四、大众文化和民间传说给予幽默的养分

美国学者科恩指出：“他们（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的喜剧写作，常常与大众文化和民间传说相联系。”［1］169在乘坐舅舅驿车行的驿车游遍整个新英格兰的旅程中，霍桑听到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他还曾把自己关在舅舅家三层楼上，拼命读书。可以说他阅览了当地图书馆里所有的书籍。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细心阅读了过去岁月的每一页记录，包括审判记录、年刊、报纸、杂志。他的最爱则是新英格兰年鉴，他也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素材。”通过这些资料，他也彻底了解了家乡萨勒姆巫术时代的古老历史。［2］而霍桑所接触到的这些大众文化和民间传说正蕴含着美国文学的幽默传统。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处于雏形阶段的美国文学，就已初步形成了幽默传统。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幽默大量存在于民间传说、笑话和报刊文章中，那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只不过是对民间幽默的凝结和升华。殖民地时期的许多幽默源于当时移民对清教统治的反抗与挣脱，随着宗教压抑的逐渐消解，幽默元素逐渐出现在了清教徒们创作的赞美诗、家庭历书乃至墓志铭中。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家庭历书，因为它记录的是人（下转第27页）

42第31卷实用中医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