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推荐】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

【精编推荐】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
前景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凸现期。

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首先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和结构的特点，清楚地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将要或可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然后，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并明确确保良好前景实现的前提和条件，以规避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
(一)经济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同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2004年中国的GDP达到136515亿元，1978-2004年GDP增长了9.29倍，年均增速达到9.38%。

2001-2004年，GDP年均增长8.65%，增速高于“九五”期间年均8.3%的水平，且经济增速逐年加快。

2003年中国经济实力居世界第7位，人均GDP已超过1100美元，自2000年起已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见表1)。

表1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
注：其中最终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率均按当年价格计算；2004年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汁公报》，其中进出口数据均按2003年的平均汇价8.2770折合成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摘要(2005)》。

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既有利于认识过去经济增长的质量，又能为分析未来中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提供一个框架。

表2给出了按照索洛“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测算得出的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果。

表2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注：(1)GDP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1978年价格的GDP数据。

(2)1997年以前的资本的数据来自翟凡(1998)，1997年以后的数据为作者更新的数据，即上一年的资本存量减去折旧加上上一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等于本年的资本存量。

(3)劳动力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就业人数。

(4)TFP根据索洛的增长核算的公式，TFP=GDP的增长率-α×资本的增长率-(1-α)×劳动力的增长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

在此我们选用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6。

从表2可以看出，过去的2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量是资本的快速积累。

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近6个百分点。

而且还可以看出各个时期资本的增长速度都较快，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大的贡献者。

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

TFP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
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TP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基本接近30%。

从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两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和90年代初期。

90年代末期TFP的增长率进入低谷，2000年以后TFP的增长率又开始上升，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十五”前几年(2000-2003年)比90年代末期要高，但是仍然略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

从较长的时期来看，中国的TFP增长率相对来说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过去20多年导致中国TFP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体制改革释放了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的提高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要素的重新配置仍将继续，金融、贸易、财政等体制将不断完善，加入WTO使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体制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完善将增大企业改进管理和技术改造的压力，同时也将加快技术转移的速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增强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将促使“十一五”期间乃至2020年中国的全要生产率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二)产业结构升级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五”前4年，第二产业保持着最快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0.5%；第三产业增速略低于GDP 增长率，年均增长8.2%；第一产业增速年均增长3.6%。

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5.9:50.9:33.2变为2004年的15.2:53.0:31.8。

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的技术层次变迁。

由图1可见，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2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3.3个百分点。

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3%，下降5.4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11.4%，下降了6.3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6个百分点。

图1不同技术水平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变化(1993—2002)
注：工业总产值为1990年不变价，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类型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的标准划分
表32000-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总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5）》。

作为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间投入率和部门间的中间投入结构近年来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总体中间投入率水平上升；多数部门对自身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信息产业部门的使用率上升，而对服务业部门的中间使用率略微下降。

由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社会的中间投入率还将会有一定的上升。

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中间投入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会有一定上升。

未来大部分部门对交通运输及信息产业相关部门的中间投入比重仍会增加。

未来各部门对服务业的中间使用率将会上升。

(三)城乡居民生活改善，消费结构升级
本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和消费持续上升。

“十五”前4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年均增长9.6%和5.0%；到2004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到9422和2936元(见表3)。

与2000年相比，2004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了1.7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中，对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的消费比重有所上升。

其中，交通通讯消费比重上升最快，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

近年来，居民对汽车、住房等高价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见表4)。

表42000-2003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四)投资率和投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5%左右。

在1978-2003年的25年中，有一半左右年份的投资率接近或超过37%。

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加速了资本积累，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投资率逐年攀升，2004年达到了43.9%，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高投资率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投资环境的改善、民间投资活跃、外商投资增多和投资结构变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5)。

分析中国近年来投资结构，有两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自1999年起，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持续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12.7%上升至2003年的18.3%；城乡居民住房的投资增长尤为明显，其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5.4%上升至2003年的8.2%(见表6)，可见这部分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与其他部分投资不同的是，它并不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而是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

二是，1997年以来在投资结构中，对交通电信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资比重逐年提高(见表7)，这主要反映了近年来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建设步伐较快。

表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渠道和来源(%)
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表6城乡居民房地产投资状况(亿元、%)
数据来源：1998-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指标”；《中国统计年鉴(2004)》“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城镇和工矿区个人建房”。

表7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全社会投资中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比重会有所减少，而其他各种渠道来源的资金，尤其是自筹资金比重会有所增加；且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在住房方面的投资和消费还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

因此，住房投资和城镇社会事业投资还有可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率可能比现在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较高的水平。

(五)对外贸易
2001-2004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保持年均24.9%高速增长，2004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见表8)。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将由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2003年的第3位，首次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贸易总
量的急剧扩张增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中国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从2000年的43.8%上升至2004年的70%。

2004年，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8%。

在中国增强了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也同步地增加了。

在进出口商品构成方面，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迅猛增长和初级产品进口的急剧增加成为近年进出口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上升至2003年的27%，年均增长37%；其中，出口年均增长43.9%，进口年均增长31.5%；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进出口逐渐由多年逆差转变为基本平衡。

初级产品的进口的比重则由2000年9.8%上升至2004年的10.3%。

表8总结了2001-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状况。

表8中国进出口结构(%，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及商务部网站公布数据。

(六)人口和劳动力
人口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不但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储蓄、公共支出等方面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2004年，中国的年末人口总数为129988万，全年净增人口761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7‰，比上年降低0.14‰。

目前，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不变，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在逐年递减；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处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时期。

在未来20年，中国人口将保持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将不断趋于缓慢(见表9)。

2003-2010年间人口的增长率将保持0.8%左右，而在2010-2020年间，人口增长率将下降到0.67%。

在2020年，中国人口预计达到14.72亿。

表92000—202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http：//)。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

1982-2000年间，总人口年均增长1.2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2.02%。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趋势将保持到2010年，最高达到70.7%，其后由于少儿人口减速变缓和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

2004-201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1.1%，但在2010-2020年间，其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3%。

在未来20年老龄人口(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10年起，老龄人口的增长将明显加快。

2000-2010年老龄人口年均增长2.7%，老龄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10.4%上升到2010年的12.6%，2010-2020年老龄人口年
均增长3.5%。

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6.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农村人口增速缓慢且在后期出现递减的趋势。

1990-2000年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3%，农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4%，1997年农村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1990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6.4%，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6.2%，到2004年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1.8%。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快速推进，预计到“十一五”末期城镇人口比重将达到49%左右，到2020年城镇人口的比例将达到60%(见表10)。

表10中国的人口城乡结构
数据来源：2002及2003年及其以前的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4年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余年份数据为依据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的总人口数据估计数。

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
(一)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但局部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仍将存续
“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世界基本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也不会改变，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仍然是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各国依然会把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实力作为其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但是，与“十五”时期相比，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增强。

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有可能继续发展，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

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也有可能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形成跨国联盟，从而进一步增加国际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遭遇特别巨大的国际政治风险，但是，由于规模不等、程度不同的国际政治动荡有可能增加，确保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任务要比“十五”时期艰巨。

(二)全球经济处于复苏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增大，但国际贸易摩擦增多
过去几年，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一种萧条或停滞的状态，尤其是日本经济和欧洲的经济徘徊不前。

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在未来几年里可能处在上升通道，例如日本的经济就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复苏。

全球经济转暖将增加国际市场需求，为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创造更好的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和一些资
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船舶制造)生产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主要是设置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实施反倾销诉讼等)继续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盛行，从而增加外部需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三)在金融、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供给和需求条件，但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不稳定运行的可能性WTO的过渡期将在“十一五”期间内结束，中国经济将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这会使中国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吸收或引进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也会使之能够更方便地开拓国际市场，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包括市场资源)的支撑。

然而，由于国际性资源的逐利性和流动性，当这些资源进出国境的成本变小、受到的约束变少之后，国际资源突然性地、大量地以及互相影响或传染式地进出中国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从而有可能对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加大经济的不安全性，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

(四)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但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尚需时日
2004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万多亿元。

如果“十一五”期间经济继续保持目前的强劲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将增强，但是无论是从人均水平来看，还是从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来看，中国可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大国或者经济强国。

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引致更多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防范，这些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资
源和世界市场的分配(或瓜分)方面，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行动。

而经济强国地位难以确立又决定了中国在制订国际经济规则(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准则)方面还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获得理想的经济增长外部环境存在困难。

(五)技术和管理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但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工艺的成本有可能上升
“十一五”时期，中国仍将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还会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收益依然很大。

而且，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和中国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的加强，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正式渠道也将不断拓宽，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式的技术贸易将不断增加。

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更多地实现经济发展的“后发”效应。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业已要求并将继续要求加大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难度将不断加大，成本将不断上升，从而有可能延迟某些尖端技术在中国应用的时间。

(六)资本积累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人口结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大储蓄率、投资率的不确定性
国内的高储蓄率、外资流入和高投资率在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内居民的高储蓄习惯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等方面依然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将吸引国际资本继续资流人。

资本积累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有可能增加国内储蓄率的不确定性。

按照国际上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已经开始步人老龄化的阶段，而且老龄化进程加快。

到2020年中国老龄人口(60岁及60岁以上)的比重将接近经合组织国家1990年18.6%的水平，高于2020年时的周边国家的水平(孟加拉9.0%，印度10.9%，印度尼西亚12.8%，巴基斯坦7.6%，泰国12.8%，越南10.3%)。

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

另外，随着国家之间劳动成本的相对变化，国际资本的流向有可能发生变化。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一直是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

然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同时，在沿海地区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也会抵消劳动力廉价的优势。

这可能导致外资转向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

(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战略性资源储量和环境容量的不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国家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内含式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轻单位产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6倍，其中煤炭消费增长2.4倍，石油消费增长2.7倍，天然气消费增长2.2倍。

初步测算，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

届时，中国将面临能源储量、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和废气排放的环境容量不足的困难。

资源供给的不足，不仅会造成资源进口的增长，而且会提高资源的价格，从而提高增长的成本。

2003年，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石油及其制品的价格同比上涨11.8%，煤炭上涨2.6%，钢材上涨20.1%，生铁上涨43.7%，铜上涨14%，天然橡胶上涨41.9%。

环境容量的不足、环境污染的加重，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

中国现在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已经居世界前列，约有1亿人不能每天呼吸到新鲜空气，不少地区的居民因为不能得到安全的饮水而致病。

2000年，中国每年排出的污水是390亿吨，两年后的统计是440亿吨，增加12.8%。

同时期工业废气的排除量更增加了28%，从14万亿立方米增至18万亿立方米。

今后，中国政府在保护生态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将让企业承担更多的污染成本。

(八)攻坚式的改革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加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但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幅度可能下降
“十一五”期间国内的体制改革将全面触及到国内的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垄断行业、行政管理体制等经济运行的核心方面，国内体制转轨和改革将延续“十五”期间的攻坚战。

虽然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改革的难度更大，但由于“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改革的紧迫性增强，“十一五”时期这些改革必须取得突破。

改革的突破必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加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必将使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加符合国际交往的要求，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的运行更加规范有效。

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主要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转变，而且是在改革推进20多年后进行的，不会像以前时期单纯地制订规则标准那样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应，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幅度可能不如以前时期的改革措施那样迅速和显著。

(九)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将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内需条件，但是三大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不仅有可能降低国民整体的消费倾向，而且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十一五”时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将持续上升，伴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国内需求将不断扩张，既可为新产业的成长，也可为传统产业的规模扩张创造需求空间。

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力量的不断强大，业已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将继续扩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将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差距的存在一方面会降低国民整体的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