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课程论文

论明代服饰的承前启后

摘要：明代的服饰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集历代华夏服饰之大成，崇古而不泥古，长于创新流变。初期为体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思想形态，自上而下制定了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中期以后由于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服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新局面。

关键词：明代；服饰制度；承前；启后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凝结，是社会进化的一面镜子。考察不同时期的服饰形制及其流变，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明代，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了恢复汉族的正统，统治阶级将君臣士庶个阶层的服饰，均严格遵循秦、汉、唐、宋各代的规定，以充分贯彻皇权专制的思想。明代的服饰继承了汉唐以来历代朝代的特征，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对历代朝代的一种再现，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上又有了一种突破。本文试从承前与启后两个方面，对明代服饰作以论述。通过服饰文化上反映出的两种流变趋向，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从而构成了明代服饰文化独具的时代特征。

一、明代服饰的承前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思想，把包括服饰制度在内的“礼”作为统治天下、教化人民的工具，“古者礼以为教，教有弗帅，刑始用焉。……汉董生有言：礼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礼防其本”［1］。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这种传统思想，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纲纪，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2］。并且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正是由于对于“礼”的疏忽，因此明太祖非常重视“礼”的建设，尤其是服饰制度的完善。

明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服饰制度，是因为服饰最能“辨贵贱，明等威”，从而有力地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体制。因此明太祖登基后首要重视并开展的工作便是对服饰等级进行严格划分，他制定了一个自上而下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

规定如下：官员朝服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黃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品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皇后王妃许用翡翠珠冠、龙凤服饰，命妇礼冠四品以下用金饰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饰件；衣衫质地五品以上用贮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庶人冠服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愬，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3］（卷67《舆服志三》）为了让民众遵守这些制度规范，“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4］（卷7《风俗记》），太祖成功地建构起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礼法社会。“缙绅士庶罔敢侈肆，衣不过细布土缣，仕非达官不得辄用纻丝，女子非受封不得长衫束带。”［5］（《风俗下》）“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

士流亦优容之，然必诗礼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为世俗所指摘，不然将群起而哗之，便无颜立于人世矣。”“贵贱之别，望而知之。”［6］（卷8《冠服》)

从上述各层人的服饰规定，我们清楚地看到，上自皇帝、皇族、勋臣、品官，下至庶民、奴仆、婢女这一整套封建社会阶级和等级制度。在这一服饰等级制度下，各阶层都必须在其圈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这是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在服饰上的一种表现，更是对从汉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延续，对传统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的推崇。

二、明代服饰的启后

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厌常喜新，去艳从朴”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僭越现象日益严重，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冲击，封建社会秩序陷入了紊乱状态。

到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颁布禁令，“朕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遇诸大典，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其官绅擅用黄蓝紬盖，士子擅用红紫衣履，并青绢盖者，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纻绮，及金玉珠翠衣饰者，俱以违制论。衣袖不许过一尺五寸，器具不许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铸造金银杯盘。在外抚按提学官大张榜示，严加禁约，违者参处。娼优胥隶，加等究治。”［7］（卷1）皇帝率先垂范，力行节约，惟以青衣从事，周皇后带头茉莉花制成簪形，每天清晨“摘花簇成形，缀于鬟髻”；袁贵妃带头剪彩花以为妆助，其他妃子宫女也纷纷效仿，宫中形成了插戴各色花朵的风气。与这种现象相对应，“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祗下边一二寸”，“大抵有余之家，必选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为首饰，寒素者宁淡装无饰而银花珠翠竟不屑用”［5］（卷8《内装》），金陵旧院服饰“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8］（上卷《雅游》），整个服饰出现重大转变，日益表现出超脱奢靡浮华的装束，以“雅”、“素”相尚，大红大紫已成俗物。

晚明装束在大俗之后回归大雅状态，可说是服装自身演变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如董其昌所言“故浓艳之极，必趋平淡”［9］（《五说》），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皇帝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转变没有发生在万历、天启年间，独出现在崇祯年间，与崇祯皇帝的极力提倡、大力呼吁有密切关系。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宫闱和外廷官员不再穿浮华奢靡的装束，简约朴素之美从社会上层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服饰风格才发生巨大转变，迥异于前代。

这种突破传统的服饰制度，使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渐解体，各阶层的服饰自由发展，向简约之风转变，这种流变的趋势对后世的服饰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力。

明代服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余论

综上所述，明初期作为代元而兴的明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在生产尚未全面恢复，社会财富普遍匮乏等社会因素下借服饰上的严格界限达到了思想专制的目的，反映出明朝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朝代。而自明中叶后，人们不断违反禁令，而且越演越烈，以致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加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10］”。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封建时代，便出现了崛起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