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麻将蕴涵中国三千年文化

国粹麻将蕴涵中国三千年文化麻将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

麻将是八仙桌上的“长城”，是毛泽东眼中“继中医、《红楼梦》之后对世界的第三大贡献”。

麻将的起源相传明朝名为万饼条(或“万秉章”)的人在“叶子格戏”的基础上创造麻将，以自己名字“万、饼、条”作为三种基础花色。

他非常推崇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因此麻将基本张数为108张，代表着水浒里的108位好汉。

比如，牌中九条喻为“九条龙”史进，二条喻为“双鞭”呼延灼；东南西北则代表这些好汉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中发白是说这些人有的是中产阶级，有的是高官贵族，有的则是白丁出身。

山东人把摸牌读作“麻”（注：音）牌，所以叫做麻将。

另有人说麻将本是江苏太仓“护粮牌”。

有关资料记载，在江苏太仓县曾有皇家的大粮仓，常年囤积稻谷，以供“南粮北调”。

粮多自然雀患频生，每年因雀患而损失了不少粮食。

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便以竹制的筹牌记捕雀数目，凭此发放酬金，这就是太仓的“护粮牌”。

这种筹牌上刻著各种符号和数字，既可观赏，又可游戏。

这种护粮牌，其玩法、符号和称谓术语无不与捕雀有关。

例如，“筒”即是枪筒；“索”即“束”，是用细束绳串起来的雀鸟，“万”即是赏钱的单位，几万就是赏钱的数目。

此外“东南西北”为风向，故称“风”，火药枪射鸟应考虑风向。

“中、白、发”：“中”即射中之意，故为红色；“白”即白板，放空炮；“发”即发放赏金，领赏发财。

麻将玩法的术语也与捕雀护粮有关。

如“碰”即“彭”的枪声。

那么为何又叫“麻将”呢?在太仓地方方言叫“麻雀”为“麻将”，打麻雀自然也就叫成打麻将了。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是由明末盛行的马吊牌、纸牌发展、演变而来的。

而马吊牌、纸牌等娱乐游戏，又都与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娱乐游戏——博戏有着“血缘”关系。

据《史记》和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博戏的产生至少在殷纣王之前。

据《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可知博戏又分大博、小博。

关于麻将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船上没有什么娱乐用的设备，船上的将士只能以投掷骰子赌博作为消遣。

但是在长久的航海中，将士们厌倦了，经常有将士想家，甚至有试图谋反的，郑和杀了他们，为了稳定军心，郑和发明了一种娱乐工具。

郑和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以舰队编制，分别刻了1-9“条”，然后又以船上装淡水桶的数量，分别刻了1-9“桶”（筒）。

然后又根据风向，刻了“东西南北”四个风向。

又以吸引人的金钱刻了1-9“万”。

然后以“大中华耀兵异域”的口号。

刻了红色的“中”，然后根据一年四季刻了四个花牌，最后有一块牌不知道刻什么好，就不刻任何东西，这个就是“白板”。

船上有一个姓麻的将军，他玩这个游戏得心应手，于是郑和给这个游戏命名“麻大将军牌”，即是后人的“麻将牌”。

麻将里的传统文化事实上，麻将并不是由某个人发明的,它注入了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有着深奥的理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讲,麻将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包含了古代的天文历法以及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的哲学思想。

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

这种组合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已土。

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

而麻将牌中的万、饼、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条分别有9张。

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l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从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不难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具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

以“花牌”为例,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

“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

而“中、发、白”3张牌就寓意着“中正”“发达”“纯洁”之意。

麻将牌与儒学也有着某种关联。

譬如“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儒学经典，就贯穿在麻将游戏的始终。

麻将桌上,个人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不必向人请示、也无须与别人商量。

“不逾矩”是说麻将虽有各式各样的打法，但规则一经形成,玩麻将的四家都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去操作,否则“逾矩”,便要被判罚。

儒学讲求公允平等,麻将本身于此也体现得较为充分。

更为独到的是,在114张组成的一副牌中,每张牌身价平等、作用相同,相互间没有大小、主从、尊卑、好坏之分。

儒学倡导的是“中庸之道”,教育人们在“忠恕”的原则下,加强人性修养,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 从入局者的水平、心态和气势中都能反映出来。

亦即牌品见人品。

尽管牌桌上风云变幻,暗藏玄机,有的人却沉着冷静,处惊不变,胜不骄,败不馁；有的人急功近利,输赢未见分晓,自己先乱了阵脚……麻将作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娱乐工具,要求游戏者还要有兵家的思想。

在游戏中,如调张,疑牌不打,隔巡如生张等，都融入了兵家思想，至于在游戏中的猜牌估张等现象,无不体现了游戏者的斗智斗勇。

通晓麻将的都知道,麻将的舍牌要根据牌面和牌桌上的变化来制定对策及战略战术,做到看上家、防下家、盯对家。

有人说“麻场如战场”一点也没错。

“四四方方一座城,东南西北四个人”,两两相对,却是各自为战,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互相防范，但在某一方做极大的牌时,另三家又可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其得逞。

这些特点和古代联众抗衡等兵家思想不谋而合。

从麻将看国人文化心理有人说，中国人不仅把长城造成了世界奇迹，而且把“长城”造在了八仙桌上。

毛泽东也称麻将是中国继中医、《红楼梦》之后对世界的第三大贡献。

麻将如今已然占据了中国式娱乐的“国粹”地位。

麻将是一门社交活动，是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社交形式。

这里没有贵贱，没有尊卑，中国人也许只有坐上了麻将台，才真正的“六亲不认、人人平等”。

麻将的社交功能还表现在“物以类聚”，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有了归属感就好比找到了“组织”。

麻将是符合许多国人文化品味、生活习性的一种具有广泛参与度的游戏。

下棋的时候，讲究走一步看三步，前瞻性的布局谋篇，是最后胜利的法宝。

但是麻将的博弈，不是靠算计，而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采取相应对策，亦即审时度势、善于做人，是一种智者的博弈。

做人方面的长处在麻将桌上总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比如说根据牌型和桌面上已打出的牌制定对策，能成大牌则成大牌，不能成大牌则成小牌，不能成小牌则阻止别人成牌；比如察言观色以判断别人手中的牌。

当然人性的弱点也会带来损失，比如性贪者过于追求大牌反连小牌也成不了，胆小者不敢成大牌只是广种薄收，优柔寡断者因举棋不定而错失良机。

一方小小麻将桌，仿佛成了人生大舞台。

小小的麻将桌，四人围坐，俨然就是一个微型社会。

麻将起手每人13张，在公平的表面之下其实也蕴藏了很大的偶然性。

这样一来，拿到一副怎样的牌似乎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可惜这一点基本上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旦牌不好，想求得最好的结果，自然得戒燥戒怒，要心平气和才不会乱了阵脚，这一点做到的人还真不多。

人生亦如此。

每个人小时候都被要求写过我的追求，可是，生活中充满了变量，就好像不知道别人会打出什么牌来一样，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人和事，都是无法预期的。

来的突兀，就得随时准备着调整，务必求一个最好的自认的结果。

【延展】：细数名人们的麻将往事大学者胡适虽写文批判过麻将，但仍可算得上是麻将爱好者。

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局打牌。

最后一圈，局势紧张。

胡适的牌虽极好，但仍旧输了，他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30多元的支票，在当时可不算小数目。

梁启超性格豁达乐观，提倡趣味主义，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游戏。

据说，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

”为了麻将，把演讲都推掉了，可见麻将对他的诱惑力有多大。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处专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而坊间传说，梁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功夫。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也很爱打麻将。

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而以“手谈”或“看竹”替代，也算是打麻将的雅称。

他大约每周会有一次。

闻一多一心做学问的，年轻时并不会玩麻将。

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

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

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

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

一晚上他没和一牌，很沮丧。

后来在友人的指点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能够在三缺一时勉强上场应战。

著名作家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

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

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父亲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梁实秋的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更有意思。

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

他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史学家、文学家傅斯年也是喜欢麻将的，而且能从麻将悟出许多道理来。

他曾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

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台湾作家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

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

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

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

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