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院微观经济学 从经济学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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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合理性
案例:
2005年10月15日,一支风尘仆仆的马帮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支由11个民族、43名赶马人、120匹骡马组成的云南大马帮,从云南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出发,跨过长江、黄河,翻越秦岭、太行山,穿越6个省市,历时5个多月,在行程8000多公里的沿途开展了5600场希望工程普洱茶义拍义卖活动,筹集善款410多万元,在途经的云南、四川等省援建“马帮茶道希望小学”。
这是由中国青基会、云南青基会、云南省青联在北京老舍茶馆联合举行“八千里马背驮茶”希望工程云南普洱茶慈善拍卖会现场。
姜昆、张国立等著名艺术家呐喊助威,6桶茶以241.6万元的高价义拍,打破普洱茶拍卖的历史纪录。
一个月后,54名赶马人、99匹骡马组成的马帮从西双版纳启程,翻越数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行程4000多公里,于2006年6月29日抵达拉萨市,参加了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盛典。
这是“滇茶大益天下·马帮西藏行”大型活动,活动共筹得善款200多万元,在茶马古道沿途援建了10所希望小学。
案例分析:
教育是公众事业,理应由政府出资,似乎是通行全世界的不争的道理。
那么“希望工程”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政府的失职行为?教育体制的缺限是否会因为这样的宽容而拖延整改?答案却不能简单用是或非来概括。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们的投资行为是有一定预期的,基本可以用成本-收益模式来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对某一特定项目/公司/股票投资100元,经10年后,,收益预期为150元(Y1);而同样的10年内,同样的100块钱在社会各行业投资回报的平均值是130元(Y0),Y1>Y0,那么人们会倾向于进行投资。
反之,如果
Y0> Y1,人们不会倾向于投资。
现在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政府与个人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倾向。
对政府而言,教育投资的预期是什么呢?是公民素质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犯罪率下降,高技术含量人力资源的增长,最终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对个人及家庭而言,教育投资的预期又是什么呢?是可靠的工作保障,良好的社会地位,充实的个人生活所带来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满足感。
假设这些都是可量化的,那么比较政府教育投资收益GR与政府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GR0,决定政府的投资行为;比较个人教育投资收益PR与个人其他投资的平均收益PR0,决定个人的投资行为。
如果GR与PR毫不相关,事情就很好办了。
但是,事实是GR 与PR不仅关联密切,而且可以通过出国、迁户囗等人才流动渠道变成此长彼消的局面。
也就是说,人受过良好教育后所得到的收益和满足感是较稳定的。
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却不易获得收益保证。
用通俗的一个不很严密的比方来说,对中国政府,教育总是"失败"的――每一批学子中,小学升中学,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高中升大学,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大学读研究生,好的上了学,失败的流向社会;研究生出国,好的出去了,失败的流向社会。
再来看看两个重要的叁数GR0 与PR0,其中GR0是同时期内社会投资的平均收益,就是基建投资、企业贷款(企业应与政府分开,但现在地方政府对企业还有很强的影响,因此划在内) 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在同期内带来的收益平均值。
可见与教育的无形收益相比,地方政府有不少投资选择,GR0很高,很有可能形成GR 。
反过来讲PR0,个人的投资渠道又有多少?在调查居民储蓄倾向时,有70% 的家庭回答"存钱为孩子上大学",其他的选择还有养老、炒股、买债券、买房。
而与孩子有一个良好前途这样一个巨大的PR相比,剩下的投资平均收益PR0并不让人心动。
PR>>PR0,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投资应当从民间找出路的重要原之一。
与统计数据上的低投入同时存在的(现在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低於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3%的水平) 是独生子女们沉重的课外绘画、钢琴班,也就是家庭给予的教育追加投资,原因是否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得知一二?
有人说了,我捐助希望工程,是掏我的钱,给我不认识的人,何来预期收益?对,所以希望工程才建立1+1计划,加强捐助人与受助人的联系,分享受助人的
PR。
因为收益不光表现为物化,也体现为"做个好人"的心理满足上。
这种联系越密,您愿为预期收益所付的投入就越大,所以给自个儿孩子舍得万八百的,给人家孩子一年300人民币还是亲疏有别。
而现在希望工程的最大捐款人是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对它而言,还有公共关系融洽,具备良好企业形像的无形资产收益。
有人说了,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办公益事业是它的职责,怎么能以成本-效益为准绳?您说得对是对,但那是在理想状态。
现在就是在理想状态,在转型期。
而且,哪一个现存政府不要为财政操心。
政府落实到决策时,都是以一个实体的方式,这个实体维不维护绝对精神道义,还要看全体公民的意识及各大小团体的力量均衡。
总之,我认为希望工程是个好事,因为它以民间的方式联系起需求与供给,于国于民有利,并且可被各方面接受,转型期就需要这样的缓冲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