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灾后生态环境重建及对策研究

四川地震灾后生态环境重建及对策研究
汶川大地震受灾地区位于岷山—横断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境非常敏感的地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地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多样，生态环境复杂。

主震区邛崃、岷山和秦岭山系，是我国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是长江上游水源林涵养区，也是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实施区，森林面积大、蓄积量高，生态区位十分重要，属于我国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

由于长期垦殖和大量水电开发，地震前受灾地区已出现水土流失、水体污染严重，地质不稳定，动植物种类数量大量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8级强烈地震对灾区森林资源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严重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基础。

地震灾区在我国生态系统中担负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其生态安全不仅对长江上游地区至关重要，而且对全流域、全国乃至全球环境、气候变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恢复和改善受灾地区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既是灾后产业重建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撑，又是有效防止地震次生灾害的关键环节和必然途径。

因此，评估汶川大地震对灾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探讨恢复灾区生态系统功能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灾区生态重建的措施，对灾后重建工作的有效实施以及灾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震对灾区生态环境建设影响的评估
汶川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对灾区生态环境建设影响的评估是灾后生态环境重建的基础工作，相对而言，地震发生时对生态环境建设造成的直接影响容易准确评估，如地震造成森林、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破坏等。

但从灾区调研情况来看，地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以灾害链的形态产生，比如地震发生后地质环境稳定性变差，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隐患增多，水土流失更加严重，部分重要生态功能退化等，这种继发性、持续性的链式作用对灾后重建工作有很强的制约性和破坏性，且容易被忽视也很难有准确的评估，这使得灾后生态修复、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估地震对灾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是科学制定生态环境重建方案的首要任务，也是实施产业重建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林业系统损失严重
此次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对林木、林地破坏严重，局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下降，森林生态功能衰弱。

据统计，汶川地震造成四川省林业系统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30亿元，造成四川省林地损失493万亩，导致全省森林覆盖率由30.7%下降为
30.2%，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其中45个林业重灾县（市、区）森林覆盖率由震前44.51%下降为42.64%，下降了1.87个百分点。

（二）生态建设“两大工程”受重创
为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加强生态环境治理，1998年和1999年，国家在四川率先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近十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四川省森林面积由工程实施初期的2.88亿亩上升到2007年底的3.35亿亩，活立木蓄积上升为16.73亿立方米。

此次汶川地震所处的龙门山断裂带是全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两大工程”建设成果明显，截至2007年，全省45个林业重灾县累计完成公益林建设1164.50万亩，完成退耕地还林757.91万亩，中央投入资金累计超过70亿元。

此次地震使灾区林业“两大工程”遭受重大损失，据统计，地震使45个林业重灾县公益林受灾24.78万亩，按照国家公益林建设投资标准，直接经济损失2111.2万元；退耕还林地损失23.92万亩，根据国家退耕还林工程投资标准和实施年度计算，直接经济损失20412万元；森林活立木蓄积损失2098.63万立方米，占区域森林活立木蓄积总量的3.6%，林木储备价值损失83.95亿元。

（三）生态旅游景区损失惨重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主震区，是四川省生态旅游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更是全省重要的森林景观区。

特别是阿坝州，拥有九寨沟、黄龙、卧龙等一批享誉世界的生态旅游景区。

截至2007年底，该区域共建立省级以上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36个，森林公园29个。

该区域还是四川省林区林农依托林业生态资源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较快的地区。

汶川地震发生后，全省的生态旅游景区景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景观受损严重，卧龙、青川唐家河等房屋大面积受损，由于山体塌方，景区道路损毁严重，通往这些景区的道路断裂受阻；彭州白水河、都江堰龙溪—虹口、绵竹云湖、北川小寨子沟及猿王洞，安县千佛山等生态旅游景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

（四）动植物栖息地破坏严重
地震灾区地处我国岷山—邛崃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区内建有65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个，省级自然保护区41个，市县级自然保护区6个。

仅四川灾区就有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116种，重点保护植物50种，是大熊猫和多种国家保护珍稀动植物分布地。

地震发生后，大量林地、植被被破坏，部分动植物生存环境丧失，一些珍
稀动植物面临生存、生长的威胁。

据调查，这次地震造成全省31个自然保护区（其中以大熊猫为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区19个，损毁大熊猫栖息地180万亩，占栖息地面积的3.8%）、29个森林公园（其中国家级15个、省级14个）受灾，受灾数量分别占全省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总数的26.5%与33.0%。

（五）区域生态功能下降
地震灾区植被类型主要为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混交林和亚高山常绿针叶林，覆盖率一般达50%，有的高达70%以上，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该区是动植物的“避难所”，保存了不少古老孑遗种和特有种；是南北生物的“交换走廊”，区内动植物种类繁多，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有国宝级植物珙桐、南方红豆杉，国宝级动物大熊猫和金丝猴等。

同时区内水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风景名胜分布集中，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是我国乃至国际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据估计，该地区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占8成，经济价值仅2成，其生态保护的意义及其重要。

该地区每损失1公顷林地就要减少115立方米的水源涵养能力。

（六）次生地质灾害不断
地震灾区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地质构造复杂，地质结构不稳，坡陡，沟深，多峡谷。

本次地震诱发的严重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摧毁民居、道路，堵塞河道，造成了严重的次生地质灾害。

据典型区初步调查，地质灾害导致5%～8%地表覆盖严重破坏。

北川县最大一处滑坡就达几万平方米。

灾区共形成堰塞湖35个，受威胁人口达70万。

（七）水环境安全隐患严重
灾后防疫过程中，集中使用了3000吨以上各种消毒剂、杀虫剂、灭菌剂等，以及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腐蚀动物尸体物质等，这部分有害物质将影响灾区饮用水源的安全，威胁河流水生态系统的安全和灾民的饮用水安全，同时也带来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隐患。

二灾区生态环境重建的内涵和特点
（一）内涵
灾区生态环境重建，是以改善灾区生态环境为目标，以严格保护、积极培育、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通过实施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经济措施、社会措施和技术措施，形成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最佳组合，实现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特点
1.整体性
地震受灾区域既包括成—德—绵经济开发区，又包括汶—理—茂生态脆弱区，这两个区域构成了灾区生态重建的两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

这两个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

一方面，灾区社会经济系统是在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对生物资源的采掘、加工、销售等一系列再生产环节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依存于社会经济系统，通过人类活动投入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使自然生态的内容和要素质量及数量不断发展变化。

2.开放性
灾区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系统，灾后生态环境重建不仅仅关系到受灾地区，还涉及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随着灾区重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度都在显著增加，伴随着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加重，受灾地区的土地生产力会逐渐衰退，自然生态系统会不断恶化、社会经济系统渐渐衰退。

地震次生灾害也会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河湖泊和水库不断淤积抬高，水患加重，同时加剧部分地区少雨干旱的程度，威胁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

3.可变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治理，生态系统可能会达到相对的、暂时的平衡和稳定，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的多样化、复杂化，这种平衡势必会打破，因此，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和变化是绝对的、长期的。

长期来看，自然因素对灾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进的，人为因素则是影响灾后生态重建的主要原因，其影响多是突出的和毁灭性的，如灾区为了追求社会经济效益而乱砍滥伐的现象，灾区为了追求快速重建的成效而忽视或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

当受灾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时，便表现为可持续利用性，出现生态与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局面；而当二者相互对立时，就会表现出恶性循环特点，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从而导致一系列生态与经济恶性循环问题的出现。

三灾后生态环境重建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
（一）总体思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生态文明理念进行灾后生态环境重建；积极转变观念，将地震危机化解为生态治理、经济发展的机遇，完成生态移民、产业结构调整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制定灾后生态环境重建规划，在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中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坚持从地震灾区区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重点区域（汶—理—茂生态脆弱区和成
—德—绵经济开发区）治理开发为突破口，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促进资源利用的高效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使灾区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二）基本原则
1.分区域重建原则
汶川地震灾区既有成—德—绵经济开发区，又有汶—理—茂生态脆弱区，既有城市又有农村，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等截然不同，生态环境建设也应因地制宜，统筹发展。

2.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原则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把系统总体最优放在规划工作的首位，同时全面分析灾区生态建设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和发展的规模、布局以及生态建设的保障体系，增强规划的宏观指导和实施的可行性。

生态环境建设不仅面临大面积退耕还林和全区域内农川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系建设等艰巨任务，还涉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方式转化等内容，必须走山水川林路综合治理的道路。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确保生态优先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要求，实现生态与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4.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艺措施相结合原则
灾区的山顶台地大片现有森林和大面积退耕还林坡瘩地必须采取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等生物措施；对农川水利基本建设、水系建设、部分保留的缓坡耕地，应采取拦蓄工程措施；为保障农民在耕地数量大量减少后能稳粮增收，应采取农艺措施，一方面通过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另一方面，利用山顶台地旅游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

5.全民参与原则
灾区生态环境建设任务艰巨，项目繁多，资金缺口大，单凭一方之力很难实现重建目标。

为
达到更好的生态效益，应遵循“政府资助，社会参与”的原则，根据生态项目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建设方式，动员全民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

灾区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投劳量较大，纯公益性项目政府应直接投入，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兴建；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项目，可采取公助民办、公办民营等方式兴建；纯经营性项目，按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由社会投资商独立兴建。

6.三效统一原则
灾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要吸引社会资金、技术、人才的广泛参与，必须营建一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重的良性运行机制，在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投资商和当地农户的利益，以调动各方积极性。

因此，灾后生态环境重建应满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城镇面貌、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要求，统筹规划，综合布置，取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7.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并举的原则
在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的同时，必须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彻底扭转一些地区边建设边破坏的被动局面。

8.统一监管与分工合作相结合的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涉及多层面、多领域，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尽职尽责的同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搞好灾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四灾后生态环境重建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灾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

（二）近期目标
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实施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扎实推进生态工程建设。

经过努力，突出解决重大生态问题，有效遏制生态退化加剧趋势，森林生态体系得到完善和加强。

生态公益林森林生态防护功能得到有效增强和提高，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得到改善。

基本控制住人为因素产生新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得到遏制。

生态环境相对较差区域、水土流失重点地区以及严重荒漠化地区的治理初见成效。

在生态环境重点区域建立预防监测和保护体系。

（三）中长期目标
全面建成以重点公益林为主的生态防护和安全体系。

市域内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显著改善和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要进展，生态安全屏障得到健全和完善，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关系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模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要素及其构成的生态环境状态所承担的职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特色鲜明，成为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良好运行的典范区域。

五灾后生态环境重建的重点
（一）防止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淤积在江河湖库，使土壤中的有机质、氮、磷、钾减少，土地生产力下降，人口资源矛盾加剧，影响农业生产，约束经济发展，破坏生态环境，还涉及工业、卫生乃至灾区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水土流失是邻近岷江流域的受灾地区最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影响整个灾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因此，防止水土流失和拦阻入江泥沙是灾区生态重建的重点和难点。

在生态重建过程中，要运用生态学及系统工程学原理，以增加和保护林草植被为主，通过生物措施、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加以整治。

目前，重点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恢复生态功能，减少水土流失，减少输入江河的泥沙量；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控制水体污染
成—德—绵经济开发区是人口聚集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生产规模和交通运输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市污水、垃圾、汽车尾气和工业三废绝大部分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从而给当地的水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同时，灾后防疫使用了大量消毒剂、杀虫剂、灭菌剂，加上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腐蚀动物尸体物质等，严重影响灾区饮用水源的安全。

控制灾区的水体污染要防治结合、点面结合，进行综合治理。

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开展必要的治理工程。

点源污染应按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决定》的要求，由污染企业负责治理。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工业点源治理力度，大力提高科学处理城市垃圾的能力，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运用造林、合理利用土地、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等措施，积极控制灾区水体尤其是城市水体污染负荷。

（三）改善城市生态
城市作为生态—经济—社会的复合体，它的总体运行过程是由城市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组成的。

也就是说，作为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主体，人首先在城市经济再生产中，通过从城市内外生态环境中吸取自然的物质和能量，将其转换成具有各种使用价值的经济的物质和能量；然后通过城市人口的消费活动，消耗这些使用价值中所包括的物质和能量，并在消费中实现城市人口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而在人类进行经济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两个过程中，既要消费一定的城市生态环境资源，又要向城市生态环境排放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废弃的物质和能量，从而引起城市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或地面污染、热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波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使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恶化，城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这种情况若任其发展下去，则一方面随着城市生态环境中自然资源的减少和有害物质的增进，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再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有害的污染物质和能量的增加，使城市居民易患各种环境疾病，从而影响城市的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

要使城市的经济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有一个城市生态环境的再生产过程与之同步进行，使整个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趋向合理。

城市生态环境的再生产包括城市环境保护以及由城市建设所形成的多种人文景观环境、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城市建筑风貌等的保护和建设等。

对此，在灾区生态重建过程中，要做好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规划，实施合理的城市总体布局结构；高层次地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能源结构），依靠科学技术发展高新环保产业；进一步推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市绿地体系，建设城市自然保护区；加强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灾区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

要加强城市水污染治理，加强对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六灾后生态环境重建的难点
灾后生态环境重建是一项全新的、艰巨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观念转变
生态环境建设和长久维护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包括领导和群众的观念转变，要由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转变，这也是灾后生态重建的难点。

纠正“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单向地显示人类征服自然，获得经济利润的片面观点，转变为“人是自然的一员”，在获取人类经济利益同时，要注意自然资本的亏损以及对自然自身发展规律的维护。

如果坚持反自然规律的发展方式，就只能被动地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而不可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系统重建
灾后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个环境问题，本质上更是个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大系统问题。

因此，就环境论环境、就生态论生态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有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所收获。

“停伐”与“退耕”之后，构建新的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是发展区域经济的必要，更是顺利实施生态建设的保证。

在受灾地区，包括高海拔的川西高原地区，培植新的支柱产业的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市场条件均是存在的。

发展生态旅游业、天然药物产业、绿色食品产业、生态能源产业、土特产品产业、竹产业、资源植物开发产业、干果产业等，都是大有作为的。

目前迫切需要建设试验基地、开发基地、产品加工基地、商贸基地等，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的引进和投入，需要交通、通信、管理等的建设和配套。

这些问题不解决，新产业就发展不了，生态环境建设就失去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地震对灾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很多地方面临产业重构、人口迁移及安置、村镇重建等一系列灾后重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环环相扣，紧密配合。

生态重建这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放在整个灾后重建大系统中，与其他重建工作相互协调发展，才能见实效。

然而，要解决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如何协调，生态建设与产业调整、村镇重建等工作如何衔接等现实问题，就目前的重建阶段来看仍然相当棘手。

（三）资金不足
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必将给资源地区带来财政压力。

为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泥沙淤泥，首要是天然林禁伐，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以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天然林禁伐导致了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出现。

灾区的天然林禁伐地区大多为老、少、边、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主要财政收入均直接或间接来自木材采伐税收，天然林禁伐使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锐减。

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培育作为替代财源的支柱产业，但这些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都极度匮乏，要想短期培育起新的增长点并不容易。

在这个断档期内，禁伐区的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发展原本就十分滞后的汶—理—茂生态脆弱区，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随之产生的问题还会更多、更尖锐。

地方财政收入与灾区生态建设，是一个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整个龙门山生态区和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更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调动这些地区参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