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即创新理论）进行了分析，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信息技术正引领我们进入创新的伟大时代，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创新成功取决于“技术”与“体制”的配合。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原籍奥地利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是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大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自成体系，他推崇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摈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的理论模式，创立了动态均衡论，建立了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将历史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在对传统理论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画出静态运行和动态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生活图景，解释了利润、资本、信贷、利息等重要的发展现象，完成了对经济周期的考察。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

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这个概念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

而所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认为的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规模扩大或简单量变，而是经济生活内部孕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

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所引发的经济生活内部的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进行创新来实现。

因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企业家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灵魂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而领导和发起创新的创新者——企业家，则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

熊彼特不接受大多数人认可的马歇尔的企业家定义，即将企业家的职能看作是最广义的“管理”，他也抛弃了把企业家看作是风险承担人或资本所有人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不同于普通的企业经营者和资本家。

企业家必须富于创新意识，具有先见之明。

企业家的职能在于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合、集中起来，进行经营，继而使其增值。

而且，也只有在他将这些新组合起来的要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诸运行的特定阶段，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反之，一旦这种方法在某一天落于陈旧，企业经营停步不前，他也就变得与静态经济里的普通管理者毫无两样。

因此，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态。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

”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为特有目的，而创新需要改变循环流转的渠道，需要打破固有的生产环流，需要面临不确定的前景，需要克服习惯的阻力……这些都依仗企业家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心智努力。

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关键、灵魂所在。

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构建了以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熊彼特又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历史进程，得出了以创新活动来解释的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

在他看来，“创新”改变了原本均衡静止的经济过程中固有的生产环流，新组合在生产和经营上更加富有效率，它可以使进行创新的企业和个人获取高额利润。

利润又进一步诱导了追随和模仿。

当社会一旦了解到“创新”活动有利可图，就会趋之若骛。

新企业不断出现，行业改组随之到来，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应用这些创新的热潮。

热潮又随之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期待，投机开始出现，信用扩张，最终繁荣遍及整个经济体系。

而当创新活动一旦被社会消化，新产品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利润消失，不再有利可图，新的创新活动又尚未出现时，整个经济就进入了清理状态：新企业需要经受考验以加入生产环流，老企业需要面对被创新改变的市场状况做出调整，部分经营失误的企业会倒闭或破产，从而造成商业不振，经济不景气。

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创新”活动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

创新不断从内部革新着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风起云涌的发展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打破均衡的“创新”活动并不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的出现”。

创新的性质不同，影响有大有小，大小各异的“创新”活动则引起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

熊彼特曾提出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波，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周期（尤格拉波，平均约9-10年）和短周期（基钦波，平均约40个月）。

熊宣称，从历史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它对应着历史上重要的技术革新，把资本主义百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每个“长波”的标志是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

第一波大约从1783-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

第二波从1842-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

第三波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所谓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在他看来，几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一个“长波”大约包括六个“中程周期”，一个“中程周期”大概包括三个“短波”），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总之，持续创新，持续破坏，持续优化，持续发展，这就是“创新”的经济发展逻辑。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启示信息技术引领我们进入创新的伟大时代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所以，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应当是带动引发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契机。

美国的8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个人计算机时代”，美国的90年代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这20年就是美国信息技术创新的“成组成群出现”时期，大批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现在，以美国的信息技术为源，信息技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全世界传播、扩散和渗透，强有力地推动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信息化比工业化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发展速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利用这种高速扩散性，通过采取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战略，发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

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现者，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促使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产品、产业结构的转变，并进而推动了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

企业家是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发展的灵魂。

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当是创新时代的第一要义。

然而，在现实中，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真正的“企业家”却是凤毛麟角。

企业家的内涵很狭窄，企业家的职能也很纯粹——只是实现新组合而不包括日常管理；企业家必须具有杰出的才华、坚韧不拔的信念和为“创新”奉献毕生的意志与行动。

所有这些都使企业家成为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网罗创新型人才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

而在我国，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缺乏力度，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我国企业家的培养和造就。

我们应当意识到，创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要想不断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备战略头脑、创新品质、高尚情操、献身精神的高素质企业家势在必行。

创新成功取决于“技术”与“体制”的配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来自于供给方面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凯恩斯的源于“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主张极为不同。

其理论从总体上看应当说还主要是一种以技术变革、科技推动为核心的“技术推进论”。

在研究中，熊彼特强调“新组合”的实现过程，侧重于研究新生产函数、新组合如何通过新企业被引入经济系统这一实现过程，而并不看重新组合是如何产生的这一产生过程，因而他对制度变化，乃至于企业内外部组织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对“新技术、新组合”的产生、催生作用未给予足够重视。

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发现，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技术与制度的相互配合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保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创新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从系统论角度考察创新过程，开辟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著作《技术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教训》中明确提出。

在该书中，弗里曼发现，日本在战后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只用几十年时间就使经济出现强劲发展势头，迅速成长为工业大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了国家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弗里曼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许多制度和组织创新的结果。

国家创新体系中制度的设定和功能是决定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

应当说，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深化，它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考察了创新的动态交互反馈过程，表明人们对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的确立与知识经济的出现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现阶段，认识到这一点，注重技术与体制的配合，对提高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1.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2.汪澄清，马克思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3)3.马凤娣，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学术论坛》，1999(1)4.李如鹏，关于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经济研究参考》，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