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体系

《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体系

〈汉书·艺文志》把先秦的军事著作分为四种。第一种“兵权谋”，这是有关战略的；第二种“兵形势”，这是有关战术的；第三种是“阴阳”，这是有关古代军事中的迷信禁忌的；第四种是“兵技巧”，这是有关兵器制造和使用的。在这四种中，“兵权谋”讲到战争的规律，其中反映出先秦军事家对于辩证法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首列〈孙子兵法〉。孙武生活于春秋末期，这是一个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孙武总结了春秋时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探讨了如何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的各种战略、的规律。当时许多国家都讲富国强兵的政策，以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孙武一派的兵家正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分别为：一、计篇；二、作战篇；三、谋攻篇；四、形篇；五、势篇；六、虚实篇；七、军争篇；八、九变篇；九、行军篇；十、地形篇；十一、九地篇；十二、火攻篇；十三、用间篇。

《孙子兵法》虽在篇幅上只有短短六千多字，但内容却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战争规律、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以及气象等多方面内容，对古典军事理论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所论述，确是一部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典。《孙子兵法》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是对战争全过程起指导作用的一个最高原则，一切军事活动，不论是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或战术、技术的运用，都概莫能外。在战争前，对战争进行战略决策，决定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是大打还是小打，是进攻还是防御，决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就是是否合于利，而合于利与否，要按决定战争胜负的各因素来估算。《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就是专论这一问题的。《计篇》的中心内容是“经之以五”，就是按照“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对战争双方的优劣进行比较计算，根据计算的结果进行决策。

第二至五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是从不同方面论证战略问题。

《作战篇》分析战争的危险和艰难，指出战争是损伤国力，困苦百姓、涉及国运兴衰存亡的大事，由此进一步产阐明战争必须坚持以最小耗费换取最大胜利的“合于利”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兵贵胜，不贵久”。

《谋攻篇》专论对敌人采取攻势作战时怎样“合于利”，其中心思想是“以全争天下”，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形篇》和《势篇》主要论述怎样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形势，以保证战争能“合于利”。《形篇》研究自己一方如何在备战中确立有利形势的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势篇》则从战争双方对敌的角度看问题，指出要确立和保持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形势，就必须坚持“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所谓“正合”，就是凭借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实力与敌作战，所谓“奇胜”，就是善于利用敌人弱点，出其不意以制胜。

第六至九篇即《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和《行军篇》论述战胜敌人的策略和战术问题，中心思想是“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和“践墨随敌”等，目的是因应敌情的变化采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和战术以克敌制胜，是《势篇》所讲的“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在策略和战术方面的体现。

第十至十二篇《地形篇》、《九地篇》和《火攻篇》论述具体的战术和战争技术的运用，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第十三篇《用间篇》对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间谍的种类和使用办法等做了详细论述。《孙子兵法》主张用重金雇佣和收买间谍，认为这对促进战争胜利、缩短战争时间，减少战争人力物力损耗以及减轻人民负担、缓和国内矛盾等，都有重要作用。基于此，

他把那些“爱爵禄百金”，舍不得以较高代价用间的将帅称为不合格的将帅，显然，这也是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为指导思想的。

《孙子兵法》中最精华的一句话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它充满了强烈的唯物主义精神，直到今天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这符合辨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具有可知性”的论述。在孙武看来，战争的规律是客观的事物，战争的胜负可以预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是他对战争规律的总结。

孙武认识到战争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跟社会中其他事物有密切的联系的。他指出，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五个先决的条件(“五事”)，通过对这五事的比较、考察，就能预知敌我双方的胜负。在五个条件中，首先是统治者必须使老百姓与他的意志一致，“令民与上同意”(“道”)。其次是有利的天时(“天”)。其次是有利的地理(“地”)。其次是有好的指挥官(“将”)。其次是有好的组织纪律(“法”)。这五个条件包括很广，涉及到许多自然现象和许多社会现象，这些都是与战争的胜利有关系的，其中政治条件、人心的向背占首要地位。

因此，孙武在考察战争时，没有陷入单纯军事观点。他认识到，军事决不能脱离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用兵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不是为战争而战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因此，他说，最好的战略，是粉碎敌人向我发动战争的意图(“上兵伐谋”)。其次的战略是利用国际矛盾，孤立敌人，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其次伐交”)。再次的战略，才是用兵作战(“其次伐兵”)。最下是攻城(“其下攻城”)。

孙武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首先需要对于矛盾的双方，即对于敌我两方，都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此他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不穷。”

正是基于对世界可知性的深刻理解，孙武坚决反对将宗教迷信渗透在军事实践中去。他说，“以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既不可靠鬼神，也不可靠事物的表面现象，也不可靠主观的臆测。在这里，孙武既不相信天命，又不相信鬼神。在他看来，天不过是“阴阳、寒暑、时制”，与地一样，都是物质性的自然物。它只是决定胜负的客观条件之一。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武佚著〈吴问〉中，记载了吴王问孙武晋国六卿孰先灭亡的事。孙武不从地形、攻守等等方面来回答，而从六卿辖地的田制和税制的不同来回答，认为这种差异是六卿存亡的根本因素。具体地说，即认为六卿中之范氏、中行氏亩制（一百六十步为一亩）较智氏（一百八十步为一亩）小，而亩税相等，“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亩制又较韩氏、魏氏（二百步为一亩）小，而亩税相等，“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智氏将次于范氏、中行氏亡。韩氏、魏氏亩制又较赵氏（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小，而亩税则高于赵氏，“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韩氏、魏氏将次于智氏亡，独赵氏亩制最大，税最轻，“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俭臣收，以御富民”，所以孙武说赵国“固国，晋国归焉。”吴王听了以后，感叹地说，“王者之道，宜以厚爱其民者也”。

虽然后来历史的发展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并立，与孙武的预计不尽相合，但孙武提出田制和税制的不同，由此而论述公室聚敛的厚薄，民众负担的轻重，和国家存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