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以反洋教斗争为例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明代就已开始，而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则是在清中后期，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权力越来越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思想对外来宗教无疑有着很强的排斥性，当双方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冲突统称为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

早先中西之间的宗教文化冲突集中表现为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崇信拜上帝教，虽然这是一种和基督教原始教义已有明显偏差，并融合了许多传统封建思想在内的宗教，但还是给中国传统的儒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明确指出洪匪“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湘军的主要目的，“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可见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心中，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就是中西文化之间在宗教方面的一场殊死搏斗。

太平天国运动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未受阻，随着《天津条约》给予西方殖民者更大的传教自主权，基督教势力开始向中国内陆渗透发展，因此，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随之愈演愈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次数显著增加。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大小教案就发生约400余起，较为重大的教案便有25起，依照其重要程度和影响力来划分，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长江流域教案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代表了反洋教斗争的三次高潮，也是整个晚晴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代表性事件。

天津教案的爆发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却使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民怨沸腾，导致了许多教案的发生。虽然谁应该对天津教案负责尚存在争议，清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官方层面对教会的偏袒却也为日后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样板。因此，不法教民气焰日益嚣张，一般老百姓受教会与教民的欺压，告状得不到公正审理时，便会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此后，各地教案更是连绵不绝。

长江教案是1891年爆发于长江流域的一系列教案的总称。同天津教案相似，长江教案的导火索同样为教会育婴谣言，其年四月，群众中有谣言指责教堂育婴残害儿童，随后演变为大范围的反洋教活动，蔓延到皖苏浙赣湘鄂等省数十个城镇。几乎凡有外国教堂，甚至有传教士的地方，都会群起激愤，发生冲突，以至于“竟有一县焚毁数十处者”。其中最为有

名的有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等。这些教案引发了严重后果，导致各国军舰一时间云集长江流域，而清政府被迫再一次出面安抚洋人，严酷镇压涉案民众，并开始筹办自己的育婴设施。

代表近代反洋教斗争高潮与尾声的是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波及范围最广，造成的损失也尤其巨大，华北地区的基督教场所多被破坏，教徒也大批被杀，随后更是导致了八国联军联合侵华并签订《辛丑条约》，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义和团运动以反洋教为其出发点，从而推广到反对所有的西方事物，其影响大多是负面的，客观来看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并未有很大触动，只是造成了无辜民众的大量伤亡。

晚清之所以教案频发，反洋教斗争愈演愈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治外法权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教会传教肆无忌惮，不顾及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当教会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2.仇外心态，清末华北地区的自然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紊乱，处于社会转型期，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3.谣言.由于对西方文化和教会的不了解，以及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民众往往信以为真，从而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5.教会自身问题，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粗暴蛮横，并且许多地痞流氓之徒借助教会庇护横行不法，使得教会成为众矢之的。6.民族主义的刺激，教案频发的时期往往都是西方势力加紧入侵中国的时期，受到诸如英法联军入侵，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影响，国人往往以教会和洋教信徒作为发泄愤怒的对象，使得教案屡兴。

总而言之，近代反洋教斗争作为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早期交流的隔阂与摩擦，也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阵痛和困境，对于众多的反洋教斗争，既不能全盘否定斗争的意义，也不能将其提升至反侵略的民族主义高度，而应当从文化学的角度，客观的看待这一问题，以期能够更好的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