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演变

《西游记》源于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印度，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带回佛经657部。玄奘此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在当时社会轰动一时。以后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大唐西域记》主要实录玄奘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任何故事情节。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取经事迹作了夸张性的描绘，并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此后，随着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虚构成分也越来越多，并成为民间文艺的重要题材。如宋时的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代院本《唐三藏》、元代刊行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杂剧中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元末明初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正是在此基础上，吴承恩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学巨著。

孙悟空作为《西游记》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 代表着古代中国人的善良、正义、不阿的情怀和追求，这更使他成为学者们一直以来的研究对象之一。

学术界对孙悟空的形象研究非常丰富，对其评价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关于孙悟空的形象大致有七种代表性的观点：(1)“安国医国”、“诛奸尚贤”；

(2)“人民斗争”的代表；(3) “西天取经”的完成者；(4)坚持反抗，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代表；(5)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6)向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投降的投降派；(7)前(大闹天宫)后(西天取经)矛盾的艺术形象[2]。

显然，《西游记》作为一部由民间故事发展而来的神魔小说，是吴承恩在元明时代流行的话本、戏曲等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时代因素在这部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同时，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其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本文将把孙悟空放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时间中，从原型着手，分析其形成、发展，并在历史的演变中对孙悟空形象进行讨论分析。

二孙悟空形象简析

1、孙悟空原型的讨论

孙悟空，这一突破传统中国想象的形象在给人惊喜的同时也让人疑惑。其原形到底来源于何处？对此，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由此形成几大流派。

（1）孙悟空原形是印度神猴哈奴曼。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是胡适先生。1923年，他在《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3]因为记载无支祁神话的《太平广记》是根据唐人李公佐《古岳渎经》所作。唐代本就是印度文化传入的鼎盛时期，李氏的书也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胡适先生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哈奴曼保护罗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悉达，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罗摩凯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这样哈奴曼也算修成“正果”，“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景了” [4]。胡适先生的这种“外来说”也称“印度传入说”。季羡林先生在《印度文学在中国》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两文中对胡适先生的看法表示赞同。但事实上，在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之前，中国并没有《罗摩衍那》的汉文译本，那么明人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受到哈奴曼的影响从何说起？而且唐代印度佛教大举传入中国，跟随其传入的东西必然是有利于佛教传播，并能够为佛教传播服务的。《罗摩衍那》则属于婆罗门教。印度佛教一直把婆罗门教当作“外道”对待，所以佛教不太可能鼓励和帮助“外道”的《罗摩衍那》东传，相反还会存在无形的阻碍和有意的限制。同时，《西游记》作者在书中表现出了对释典翻译文学、印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历史以及唐代西域地理情况知识的不了解。连佛教的基本内容都不了解，当然更不可能熟悉《罗摩衍那》。由此说明吴承恩没有可能直接接触到《罗摩衍那》。

（2）孙悟空原形是中国神话水怪形象无支祁。鲁迅先生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孙悟空形象由无支祁演变而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提出，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中国所译印度经论中没有类似故事；作者吴承恩熟悉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影响的地方不少。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孙悟空形象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古岳渎经》中的水怪无支祁为证，唐代就出现的类似猿猴的无支祁形象，具有“金目雪牙，力逾九象，搏击腾窜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5]的特点，则孙悟空原形已经具备。直至吴承恩时代的传说里，无支祁还在淮扬一带作怪。[6]由此可以认定孙悟空必然是在中国本土由此演变而来的。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这一说法被称为“本土说”，也称“民族传统说”。目前，这种说法在学术界居多。但是无支祁的形象乃是一个水怪的形象，他在淮扬地区破坏人皇大禹治理水患，最终被大禹收服镇压在淮水下游龟山之下。这样一个反面形象是怎样演变成智慧、乐观、勇敢的孙悟空形象的呢？这中间的过程显然还需证据考证。

（3）“综合典型说”。1979年季羡林先生在对《罗摩衍那》与《西游记》的关系进行辨析后认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 [7]中国神话研究家袁珂先生指出：“大抵哈奴曼既为印度民间艳传之英雄，其事迹复经演为戏剧，则流传中土，作者取以为本主角造像，亦属可能。又缘承恩生长淮安，而无支祁神话之产生地复正属淮泗区域，则作者从而获得暗示，以创此一伟大神话英雄，亦在情理之中。” [8]此外，对古今中外文化与科技的研究表明，在古代，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影响与往来交往，每每有出人意料的可能。神猴形象也可能是属于全世界文化的共有综合形象。总之，孙悟空的形象应该是—个受多元文化影响兼收并蓄的艺术典型。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而现实原型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另一种说法就是“石盘陀”说。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在研究取经故事流变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盘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盘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决危难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盘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9]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

孙悟空原籍在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除以上说到的几种，还有古羌族猴图腾说、藏传密教说、源于西北说以及孙悟空是“福建人”、“山西人”、“甘肃人”等说法，无论哪种说法，都有其研究的价值。文学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孙悟空形象演变的过程不仅只是某一个地区的猴子。很明显，作者在写《西游记》之前参考了很多文献，最终才创作出‘人、神、猴’一体的形象。即所谓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而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典型形象的创造，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更要从《西游记》完成之前，孙悟空形象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来看孙悟空形象的形成。

2、孙悟空形象演变

南宋时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出现的“白衣秀才猴行者”应是吴承恩创造孙悟空的雏型。猴行者作为取经过程的护法形象出现，使玄奘取经故事脱离了历史原型，给取经故事增加了丰富、神奇的内容。这位猴行者不仅是“妖”、“精”，而且是一位学问渊博、文质彬彬的秀才，诚心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他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还知道西天取经有百万程途要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他能广施法力，将玄奘等六位凡夫俗子带到天上水晶宫赴斋。大梵天王赠给猴行者的隐形帽、金锡镮杖、钵盂三件法宝在西天取经、降妖伏怪、征服险阻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在整个西天取经过程中，他一直和法师患难与共，结伴同行，从东土一直走到西天。这样的形象比那些来无影去无踪、虚无飘渺的人物更能让人感到亲切、生动。虽然在这个猴行者身上“人情味”还不够浓，个性特